切勿误解，总理并非缺乏性情。当他情绪激动时，其气势亦足以令人心惊。在敌对斗争中，无论愤怒程度如何，激烈程度如何，均不能称之为发脾气。“发脾气”在此特指对同志、对友人，或对身边亲近之人，所展现出的强烈情绪、指责，乃至严厉的训诫……
如今回顾那些描绘总理形象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总觉有所缺失，那就是未能充分展现总理那严肃的一面。
总理的个性基调温润儒雅，待人亲切，却又不失威严之态；自党和国家高层领导至普通职员，无人未曾领略过他的那份严肃与坚定。
在某种程度上，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各部委办的主管们，对总理都怀有一种敬畏之心。相较之下，他们在其他杰出的领袖人物面前，甚至可能显得更为敬畏，尤其是对周恩来总理。
一位资深同志曾言，其言虽不足以全面准确地概括，却足以启迪我们迈向事实的真相。他道：“我一生中，最敬畏两位人物：一是主席的威严，二是总理的严谨。”
第一次发脾气
总理对舞蹈情有独钟。在难得的休闲时光，他往往会首选跳舞来放松身心，因为舞蹈不仅能够将运动、休闲与工作巧妙融合，还能带来一份独特的乐趣。
在五十年代，舞会的频率相对较高。那个时代，舞厅里尚未兴起迪斯科、霹雳舞或是太空舞等新颖的舞蹈形式，舞会主要以交谊舞为主，其中“三步”、“四步”舞步尤为盛行。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士，常于春藕斋翩翩起舞，而周恩来总理的出访频率则相对较低，他更常光顾紫光阁及北京饭店的舞池。这主要是因为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高层，大多选择在这两个场所共舞。
舞伴中的女性大多出自军队。在那个阶级斗争尚且激烈的年代，政治审查尤为严格，而军队成员的可靠性则得到了普遍认可。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文艺团体的女性加入其中，其中包括几位知名的演员。
周总理舞图
众人有众态，即便是五指也各不相同。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舞池之中亦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采。
诸如总理，他堪称德高望重，功绩流芳百世。跳舞则是一种高雅的文明举止，既显得洒脱又充满礼貌，风度翩翩且绝不流于轻佻。
譬如陈老总，其风格与总理迥然不同，时而显得轻松自如，时而热情洋溢，甚至有时显得漫不经心，然而，他却从未有过轻浮或越界的举止。
确实存在一些领导干部表现过于热情，行为近乎越界。这该如何评价呢？正面说，可称之为大胆创新、领先潮流；负面说，则可能被视为放纵不羁、行为放荡。
周恩来总理首次因跳舞而动怒，是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舞会上。该舞会惯例于晚上8点开启，而周总理通常会在10点左右抵达，仅象征性地跳上几曲，与在场人士相互致意，询问舞伴有关部队或社会上的最新动态，并与各部门负责人简短交流工作心得，随后便悄然离场。
那日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等知名女演员亦莅临现场，中场休息时更安排了几段表演。总理向来对她们的歌声情有独钟，此次欢聚一堂，他的心情愈发开朗愉悦。
舞姿轻盈，洒脱飘逸，宛如春风拂过；聆听音乐时，头部微仰，嘴角轻轻上扬，露出宁静而无声的微笑，右手在椅子的扶手间轻轻敲击节拍。这正是我所熟知的周恩来。
然而，接连跳过了三场之后，总理的面容突然发生了变化。那曾经挂在脸上的笑容，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抹去，他的面颊涨得通红，似乎因某事感到羞愧难当。他轻轻皱起眉头，目光不时地投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反复扫视。
通常，当身边的工作人员陪同总理共舞时，我们都会一同加入舞池。我留意到总理的神色有所异样，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很快便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那是一位颇具级别的负责干部。按照我们当年的说法，他的舞姿被形容为“极不庄重”。尽管我们对首长都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提及此事时，我们仅用了“极不庄重”这样的措辞，不敢再言其他过分之词。
他的舞步略显失常。在今日的舞池之中，此类“镜头”或许屡见不鲜，然而在那个时代，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几近令人惊心动魄。
言辞略显隐晦，比如有人正跳着所谓的“磨肚皮舞”，即便没有实际触碰，却也与那位年轻的女文工团员身体紧贴，亲密无间。又比如有人跳的是“贴面舞”，即便不直接接触面颊，动作也是时而接近，时而分离，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舞会气氛逐渐升温，他与那位年轻女团员之间的互动也越发热情。他的手开始变得不拘小节，在空中轻轻游移，时而轻抚，时而轻捏……
总理的面色由红转至苍白，内心的情绪自羞愧转为愤怒与义愤填膺；起初，他的目光依旧锐利，直指那位干部，然而，随后目光渐失光泽，充满了失望与伤心，再不愿投向那位干部半分目光。
他已然跃至门口处，尽管舞曲尚未落幕，他却不再翩翩起舞，礼貌地与舞伴告别，轻轻点头，带着歉意说道：“抱歉，我有急事，得先离开了。”
纵使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渴望翩翩起舞，却又不忍与他分离。每当察觉到他即将离去，我们便会急忙放下舞伴，急切地追随他的脚步。一名卫士随即跑上前去，为他取来大衣。
往昔之时，尚无今日之繁琐，高级餐厅中的舞厅配备衣物存放区，自是难免因管理不善而时有失窃事件发生。然而，彼时却鲜见此类服务，亦无需担忧衣物被盗。
舞会参与者将多余的衣物随意抛掷于椅凳之上，堆积如山；无论职位之高低，无论衣物之档次、新旧与洁净程度，皆混杂无序地堆放一处。
总理在门口驻足，目光落在卫士正在取大衣的举动上。卫士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好不容易翻出了总理的大衣，却在递出之际，不慎将压在其上的他人衣物一同抖落至地面。
在卫士将大衣递至总理手中的那一刻，总理那因激动而起伏的胸膛突然间爆发出一股怒火。他素来不擅长言辞的怒斥，即便毛泽东偶尔也会发泄几句，诸如“屁话”或是大声斥责“滚”。然而，总理却从未有过这样的举动。他最严厉的表达，不过是简洁有力的“这是不允许的！”在他情绪激动时，也仅限于两句掷地有声的典型用语：“滑稽！”或是“胡闹！”
此刻，总理的表情严肃，眼神与语气同样锐利：“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为何会将他人的衣物弄至地面？这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是不礼貌，更是缺乏文明素养！”
总理起初言辞并不高亢，然而当谈及“不尊重他人”、“失礼无礼、粗俗不堪”时，语气骤然提高，其声音在舞场中回荡。
卫士未曾遭遇过如此暴躁的性情，便默默垂下了头。
总理的语气依旧严厉，声音响彻会场：“切莫以为这仅仅是小事，忽视小事，时机一到，同样可能引发大乱。此等行为绝不可容忍！”
卫士明白这是禁忌，泪流满面。
总理面容严肃，径自离去，登上了他的座驾。他批评人的态度虽严苛，但事后总会再次寻你，对你进行一番重新解释与安抚。
“唉，发泄情绪实乃一种无力的举动。”总理事后如此阐述：“还请您见谅，我那日心情颇为烦躁，这并非针对您……”
众所周知，总理那番激昂的斥责，正是针对那些在舞池中胆敢放肆的极个别干部所发出的。
第二次发脾气
我们时常陪同总理出席舞会，而他往往是在舞会渐入高潮、气氛热烈之时才踏入现场，此时偶尔会遭遇一些不够庄重的场景。一旦遇到此类情形，他便显得颇为不悦。
第二次重逢之际，他即刻停下舞步，在舞池中央愤然高呼：“不跳了！咱们走！”
随着那声呼唤，我们这些身边的员工立刻停下手中的舞蹈，纷纷追赶总理，试图走出场外。其中一名卫士因专注于跳舞而未察觉，待他察觉到并匆忙追出时，总理已乘车离去，将他抛在了身后。
第三次发脾气
然而，此类隐晦的批评、抗议以及警示，有时却难以真正解决问题。总理若在座，那些个别干部多少会收敛一些，但总理一旦缺席，他们便又重拾那“放松”与“愉悦”的态度，不愿有所收敛。
总理莅临舞会，却常常未能准时抵达，偶尔甚至遭遇意外。终于，他忍无可忍，便对在场之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我们这些随行人员，早已多次目睹他对此类现象的批评，对于某些人，我们心中积怨已久，于是毫不留情地表达出了我们的愤慨。
曾有一次，一位干部显得不够庄重，在总理莅临之际，因紧张而跳舞时显得拘谨，便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同登车离去。
首相制止了他，严肃地斥责道：“你年岁已长，却连基本的自制力都无法维持？你如此放任自己，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在公众舞池之中，整体氛围通常洋溢着健康与活力；虽偶有少数人行为略显放肆，但在总理的感召之下，他们亦逐渐改正，举止渐趋规范。然而，真正氛围略显沉闷的，却往往是“家庭舞会”。
第四次发脾气
所谓的家庭舞会，似乎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广为人知的，实则早在建国初期便已存在。然而，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举办此类活动并非易事。在大城市中，资本家或许能够例外，但就共产党干部而言，即使是司令或部长，也鲜有举办此类活动的条件和想法。根据我所听闻的，似乎仅有高岗曾经尝试过。
在那个时期，高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地位可谓是权力之巅。他才华横溢，魄力十足，精明能干，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贡献显著，业绩斐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亦作出了新的贡献，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誉。
然而，此人的软肋在于沉溺于女色，对他人关于此类话题的评说亦不甚介意。用林彪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便是“小节无害”。在东北，他可谓是无人能敌的“西瓜”。高岗若不点头，即便是天公也不便降下甘霖。即便是东北军区的那些历经沙场、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只要他有所不满，轻而易举便能使其职位不保。
此原因显而易见。自历朝历代之初，无不经历一段“英雄治世”的时期。巩固政权，此乃必经之路。各方势力集党派、政府、军事大权于一身，在人治阶段，他们肩负起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重任，直至法治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
握有重权的“诸侯”，他们能否以理想和道德，以及党纪、军纪、政纪来自律，规范个人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品性和修养。
高岗之所长，不容忽视。在抗美援朝之际，东北之地缘政治地位尤为特殊，高岗自当承担起相应之重任。在某种程度上，朝鲜战场由彭德怀将军总领，东北战场则由高岗同志负责，而首都北京则由周恩来总理掌舵。三人之间交流密切，共商国是，并肩作战，彼此之间亦非无情感交融。是以高岗同志抵达北京后，每逢家中举办舞会，总会委派秘书提前通知，力邀总理亲临。
然而，高岗的不足之处亦无需避讳。他亲近女色的行为，有时甚至“坦率”得近乎无所忌惮。
身处东北之地，他偏爱那些白俄姑娘。若遇纠缠，他竟能泰然自若，电话联络东北军区或是东北人民政府的相关部门，请求拨付“招待费”以解燃眉之急，安抚那些贪图钱财而不惧权势的女子。
资深同仁们曾亲身经历并撰写了关于此类“扶危解困”故事的回忆文章，此处便不再赘述。然而，高岗的漫不经心似乎过分了些，他似乎未曾深思过，北京并非东北。东北的“西瓜”一旦抵达北京，或许就只能沦为“芝麻”，至少不再保有“大西瓜”的盛名。
首度邀请，总理欣然前往，满怀期待地参与了此次活动。初见之际，双方自是热情洋溢，彬彬有礼，亦不免相互谦让，礼节周全。
一方是总理，另一方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两人彼此间均抱以敬意。随着舞曲的奏响，高岗逐渐显露出真面目，他那如同猎豹般锐利的目光在女性曼妙身姿上流连忘返，调笑之辞不绝于耳，其中不乏粗俗之语。
起初，总理对此感到些许惊讶，但也展现了宽容之心。他并不强求他人与自己保持同等高雅，既然投身革命队伍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自拥有独特的背景、经历和教育，自然应当尊重他们的个性与才华。
彭德怀与高岗相见时，能够直接以昵称相称：“哎，高大麻子！”此语听来，显得格外亲切。然而，若是以此称呼总理，高岗定会感到不适。
同样，总理在舞池之中依旧彰显着高尚的文雅气质。若要求高岗亦步亦趋，那便丧失了其本真，不复为高岗之风采。倒是脱口而出的几句粗言，更显其真性情。
若仅止步于此，总理自是不会动怒。往昔在工作交往中，总理早已洞察高岗性格中粗犷热烈、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一面。
然而，高岗并未就此停步，他紧接着又加入了“按摩”这一动作，同时亦期望从舞伴那里得到同样的“按摩”体验。
竟如此认真？这位从东北而来的陕西籍人士让总理感到意外。他后来在多个场合多次向我们表达感慨：“山高皇帝远”，某些地方的官员行为放肆，中央政府难以迅速查明。
在这场舞蹈之后，总理的情绪变得愤怒。尽管他努力克制，没有爆发，但在离场时，他的态度已变得异常冷淡。
第五次发脾气
随后，高岗屡次向总理发出共舞的邀请，而总理先后两次婉言谢绝。鉴于高岗身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之要职，且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及东北军区的领导核心，更在国务院兼任计划委员会主任，未来在诸多领域内需携手合作，为避免关系僵化，他最终还是勉力接受了一次邀请。
此次，高岗不仅未有所收敛，反倒是愈发“开放”与“活跃”。鉴于高岗的身份地位，总理在此类场合对其公开发火斥责，实属不宜。于是，在总理跃至门口之际，他依旧向舞伴致以点头之礼，礼貌地轻声说道：“抱歉，我有要事处理。”随即转身，优雅地离场。
这次的情绪爆发尤为激烈，原因在于高岗的突然离去，他未作任何告别便径直登车，还将随行的卫士们弃之不顾。
高岗，那副大大咧咧的性子，这才意识到北京并非东北之地，总理的怒火确实非同小可。他心中涌起一阵尴尬与不安。
此后，秘书屡次来电，恳请总理莅临高岗府上，然而总理的恩泽之光却始终未曾再次照耀过高岗的家园。总理郑重地向我们下达指令：“转告他，切勿前往。我不再愿意参加他的舞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