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24日的黎明之际，我在人民大会堂不幸遭到了拘捕。随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卫戍区政委的杨俊生同志亲自带领我前往了地下设施。

我所乘坐的二号车紧随在一号车之后，缓缓驶出大会堂地下室，沿着地下坑道蜿蜒前行，直至抵达建国门，随后转向东方。经过一番大约一个小时的旅程，我终于抵达了位于通县的北京卫戍区第二师的某连队驻防地。

一位身材矫健的团长自我介绍，姓氏王。他引领我至一栋建筑的第三层，临近楼梯左侧的位置，并示意我在这间屋内稍作休息。

屋内空间狭小，仅能容纳一张床铺，上面铺着厚实的军用棉被和柔软的草垫。屋内还摆放着一张三屉桌和一把椅子。连续多日的奔波使我身心俱疲。抵达此处后，我迫切地希望能好好睡一觉，然而床铺过于狭窄，稍一翻身便有滑落的风险，最终我未能如愿以偿，未能进入梦乡。

“一切妥当。”当日午后，他立刻为我布置了两张单人床，迅速将它们完美对接。在连续多日的辛勤付出之后，我很快就陷入了沉睡之中。

午后五时，我从睡梦中醒来，团长立刻下达了指令，让我迁至南边的一处居所。我仔细观察，发现这间屋舍的所有窗户都已被铁条焊牢，门上也增设了额外的锁具。这铁窗和铁门，显然是根据我的需求特别打造的，将我囚禁其中，仿佛一座单人囚笼。屋内，按照我的要求，铺就了一张宽敞的床铺，床上铺满了柔软的草垫，并放置了士兵专用的被褥。此外，三屉桌和凳子也从北屋移到了这里。从那一刻起，我体验了铁窗生活的滋味，人生由此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团部特地派出了一支干部队伍，他们集结成一个小团队，由团长亲自出任队长，全权负责照看我。除了团长本人，其余成员也都与我同在连队中，共同进餐。

北京的秋日已悄然步入尾声，气温逐渐转凉。行色匆匆之间，我身上仅着单薄的衣裤，本想携带的毛背心，却在不知不觉中遗落在了最初的乘车之中。随着夜幕的降临，寒意渐起，我不禁感到一阵阵难以抵挡的冷意。

在晚宴时分，连队食堂精心准备了两碟馒头、一碗清淡的粥以及一小碟时蔬。我仅浅尝了粥的一角，且仅享用了一个馒头的下半部分。团长面露忧色，关切地询问我为何食量如此之少。我坦率地向他表示，已感到心满意足。不久后，我发现负责监视我的守卫人数已增至二十余人，而我的住所门口更是增设了双重警卫。

夜深人静，我于餐后安顿于床榻之上，寒意袭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直至夜幕降临，八点钟的光景，我向守卫表达了我的需求，请求医生为我开处安眠药。医生随即而至，亲自监督我服用药物，确认无误后，方才安心离去。服药之后，我迅速沉入梦乡，直至次日清晨九点，我才悠然醒来。

翌日晨曦初现，他们为我准备好了毛巾、牙刷、牙膏，并递上一只塑料杯。随后，他们引领我至公共盥洗室，指示我进行个人卫生。直到那一刻，我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这间住所曾是一整个班级的聚集地，而此刻却沦为我的孤独牢笼。此外，我还发现楼上的卫生状况极为堪忧，厚重的尘埃笼罩，蜘蛛网在各个角落交织蔓延。

破晓时分，他们特别为我摆上了一桌丰盛的米饭，还精心烹制了鸡蛋。我明白，这无疑是对我的特别关照。二十多年来，我未曾品尝过连队的食物，今天再次品尝，不禁唤起了我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记忆，那股亲切感瞬间涌上心头，连带想起了红军时代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的艰辛岁月。即便条件再艰苦，也远胜过去。转瞬间，我意识到如果不重视饮食，身体一旦垮掉，又怎能应对即将到来的严格审查，阐明我的立场？于是，我下定决心，强迫自己尽量多吃，务必保证身体健康。

已食过多，无力再食。

第四天清晨，我正安卧在床，那位团长突然造访，他体贴地询问：“老吴，身体如何？”我轻松回应：“今后就叫我老吴吧，不必再提司令员。这几日确实有些疲惫了。”他解释说：“刚到这边，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安排妥当。我们会逐步改善您的生活条件，确保您能充分休息。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我住在隔壁，有紧急情况随时可以叫卫兵来叫我。”

第四日凌晨，我正悠然卧床，团长不期而至，关怀地问候：“吴老，身体可好？”我轻松地答道：“以后就叫我老吴吧，不必再提司令员了。这几日确实感到些许疲乏。”他解释道：“刚到此处，诸多事务尚待妥善处理。我们会逐步提升您的生活质量，确保您能得到充分的休息。若您有任何需求，请随时告知。我住在隔壁，遇到紧急情况，您只需叫来卫兵即可通知我。”

我满怀感激地感叹道：“衷心感谢您的慷慨援手。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天气日渐转寒，然而我们的衣物与被褥却极度匮乏，甚至替换的衣物都显得捉襟见肘。”他回应道：“我们已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并着手协助您解决这一问题。团部先行提供了一套衬衣、衬裤以及一条绒裤供您使用。”我表达了我的谢意：“感激之情，实难言表。家中尚有衣物与裤子，只需您帮忙取来即可。”他听闻后，说道：“那么请您列出清单，我们将据此向卫戍区提交一份报告。”

请安心，虽然我们的友谊尚属初建，自苏北新四军那一段岁月起，我便对你有了深入的了解。若你遭遇了任何烦恼，随时可以向我倾诉，我必定会尽全力为你分担忧虑，化解困难。为了你的身心健康，我们特地派遣了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加入我们的卫生队伍，他将与你同住，确保能够随时照料你的日常生活。

自那时起，王团长便夜以继日地造访我的住所，无论是破晓的清晨、正午的炽热，还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夜幕低垂，他更是选择与我同住一室，相邻而居。转眼间，一周的时光悄然流逝，王团长带来了喜讯：“从今往后，你的生活将逐步改善，出于对你健康的考量。你目前居住在连队，不久的将来，你将搬迁至团部的招待所。”自那以后，每当我用餐时，连队都会特意在我餐桌上增加一道猪肉或是鸡蛋，以此表达对我特别的关照。

日复一日，我被困于狭小的空间之中，无所事事，便心生渴望，恳求他们能送我一套《毛泽东选集》。很快，他们便将书籍送到我的面前。由于无法获取报纸，我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在提出这一请求之后，他们便每日为我提供一份《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在这段日子里，除了专注阅读、翻阅报纸之外，我还会挥毫泼墨，沉浸于毛笔书法的练习之中。

约莫半个月之后，我又提出了外出参与日常活动的请求。于是，他们便在走廊中精心划分出一方约二十平方米的空间，并巧妙地用铁丝构筑起一道隔离的帘幕。他们特意安排我在这片区域进行活动，同时规定我每日上午和下午各得活动三十分钟。

晨光初现，一名守卫突然用力推开房门，示意我外出“呼吸新鲜空气”。我心中不禁疑惑，便向他询问“呼吸新鲜空气”究竟指的是什么。他耐心为我解释，原来这是指让我在走廊上稍作活动。遗憾的是，走廊中并未感受到一丝微风。他们承诺，今后会为我安排一个专属的室外活动区域。

又过了十多个日夜，他们终于送来了一套崭新的衬衣。鉴于我久未更换衣物，那些旧衣上已布满了污渍。我打算亲自对这些衣物进行清洗，于是向团里申请购买一块肥皂，并提出了先行记账的请求，打算等自己经济状况好转后，再偿还这笔债务。然而，他们却表示无需为记账而烦心，今后我所换下的衣物，他们将全权负责清洗，无需我再亲自费心劳神。

随着十月渐行渐远，团长再度细心地为我备齐了所有必需的衣物和日常的洗漱用品。除此之外，他更是大方地额外赠送了我保暖的棉衣、舒适的被褥以及抵御严寒的大衣等冬季必需品。至此，如何抵御冬日严寒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随着十月的脚步渐行渐远，我再次向那位团长表达了迫切希望借阅书籍的愿望，并恳切地请求他将我的请求传达给他的上司。他随即询问了我所需书籍的具体内容，我随即列出了一份详尽的书单，其中包含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经过一周的翘首以盼，那本期盼已久的书籍终于全部到齐。出乎意料的是，它们无一例外地是我曾翻阅过的，页边依然清晰地留着我往日书写的笔迹。目睹这些书籍，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慰藉，它们仿佛在低语，诉说着老伴在家中守护着我的回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能寻回我往昔的读物与衣物，唯有她，能如此细致入微，一本本、一件件地将它们悉心找回。当然，这些书籍在交付给我之前，都经过了她精心筛选和严格检查。

携带着一箱箱沉甸甸的书籍，我的日常生活瞬间充实了起来。自此，我仿佛漫步在无垠的书海之中，每晚都依依不舍地，直到九点钟的钟声响起才缓缓放下手中的书籍。尽管管理员多次劝我休息，我却总是坚定地回应：“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烽烟四起，战事不断。解放之后，我又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尽管涉猎广泛，却始终未能有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如今，我抓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决心弥补那段失去的求学时光。”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团长驱车莅临，热情地邀我共赴沐浴的雅事。吉普车在团部营区内缓缓穿梭，最终抵达了澡堂。这澡堂自从修复后，这是头一次恢复热水供应，内部一片宁静，仅有团长、守卫和我三人在场。我们在宽敞的大浴池中悠然浸泡，时间超过了一小时。其间，团长特别交代守卫，要他细心为我擦拭背部。自此，我便养成了每周定期前往澡堂的习惯，享受那份宁静的沐浴时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监禁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在这期间，我与看守人员之间的交流变得愈发和谐。他们时常与我交谈，分享生活中的琐事，然而我们的对话主题始终如一。他们对我始终保持着应有的敬意，对我的人格尊严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自我被拘禁于北京卫戍区，已逾两个月，无人来访，亦无人对我提出疑问。在这段时日里，我意识到，几十年来，我难得有这样的闲暇时光。这无疑是一大幸事，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让我的大脑得以休憩，梳理前行的道路。毕竟，我内心专注，对所谓的“鬼叫门”毫无惧色。

1971年11月20日的黎明时分，王团长亲自莅临现场，告知我“中央首长”有意与我进行一番深入交谈。我随即询问了具体的谈话地点，他微笑着回应，谈话地点便定在了这座楼内。

心中默默推测，两个月来无人交流，今日这位突如其来的“高层领导”，究竟是谁？他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叶帅吗？回想起我们被拘禁的日子，那时的中央军委事务，正是由叶帅一手掌管。

那天拂晓，我仍旧沉浸在阅读与笔耕不辍的欢愉之中。然而，直至午后的十二点钟声敲响，那久盼的“中央首长”仍未现身。午餐之后，我稍作歇息，随即陷入沉眠。午后三点钟，团长亲自莅临，将我从梦中唤醒，告知我“中央首长”终于到了。我跟随他步出房门，一同上楼至一间宽敞的居所。我留意到，屋内置放着一桌巨型的桌案，桌上铺着光洁的桌布，一旁还放有热水瓶与茶杯。

正中央，端坐着的正是王团长所提及的那两位显赫的“中央首长”。一位是公安部的副部长，李震同志；另一位则是北京卫戍区的司令一职，由吴忠同志担任。在他们两侧，各有一名官员陪同，左侧是公安部政治部的何副主任，右侧则是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李副主任。

李震与吴忠，两位均为我国精心培养与选拔的杰出人才，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今日竟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架势。

他们的面容略显凝重，示意我落座。交谈随即展开，开场便直指9月12日晚的具体情形。我回答道：“当晚，我与总理保持有持续的沟通，所有处理事务的措施，我都及时向总理请示，并进行了详尽的汇报，因此总理对这一事件的信息掌握得最为全面。”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让我重新详细叙述一遍，我唯有无奈地再次将整个过程细致地讲述了一遍。陈述完毕后，他们宣布今天的会谈就此结束，并告知我未来还有进一步的交流在等待。

此次审问令我心情沉重，显然，他们对于事实真相的了解尚显不足。显而易见，在短时间内，我恐怕难以挣脱目前的困境。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普通日子里，团长亲自莅临，告知我一份正式的命令已下达，要求我迁往团部招待所居住。这一喜讯传来，我的心中顿时充满喜悦。他提议我先行实地查看一番，但我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坚信自己能直接搬过去。

午后五时，团长亲自驾车，引领我至团部宿舍楼前。那座宿舍楼是一栋精致的二层建筑。他示意我上楼，我环顾四周，只见二楼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分给我的有两间，一间用作存放私人物品，另一间则作为我的个人卧室。每间房间均安装了两个窗户，窗框经过坚固的焊接，窗外配备了牢固的铁窗，室内则使用了透明的玻璃窗。房间近期刚刚重新粉刷，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与我相邻的房间，分别住着一位医生和一位干部。

楼下的安保人员已汇聚成一支规模堪比一个班级的队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了解到，该队伍的成员皆为连排级别的干部，具体而言，由三位副连长和七位副排长组成。他们的行动执行严格保密，严禁向外界透露任何任务的具体性质，更不得泄露被监管者的身份信息。

12月24日的晨曦微露，李震与吴忠两位同志不期而至，踏入了我的囚室。他们带着满腔的关切，详细询问我的日常起居，关切地询问我是否遭遇了什么困难。在他们的话语中，也不时提醒我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务必格外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他们透露，中央已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由他们二人具体负责我的案件，并承诺未来将与我进行多轮深入的交流。他们强调，未来的对话将更加轻松自如，无论遭遇何种境况，我们都应保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四川的俗语所讲：“竹筒倒豆子——干净利落。”我回应道：“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也是应当如此。”

1972年2月的午后，李震与吴忠再次来到审讯室。这次审讯的焦点，聚焦于叶群1971年8月自北戴河返回北京的诸多细节。我向他们详细叙述：“8月8日，我受总理之托，前往叶群住所，取回一幅主席亲赠给林彪的字画，同时也就林立衡的婚事进行了商谈，并未涉及其他话题。”

他们屡次盘问：是否提及过“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样的言论。我反复澄清，并未涉及此话题。我解释道，仅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曾言：“我们这些人，若是行伍出身，那么在军事上尚可，至于搞文，则难以与那些人抗衡。”我特别强调，林彪此言并非暗示发动武装政变。

有人提及：“庐山所经历的变故疑似军事政变，你对此有所耳闻吗？”对此，我表示：“对此事我并不了解，既未听闻，亦未目睹。即便毛远新提及庐山与军事政变的联系，我也无法得知其依据。我所了解的唯一信息是，毛远新并未参与庐山会议。”

此刻，夜色渐浓，四周静谧无声。李震语气凝重地宣布：“今日的讨论至此告一段落，待记录整理完成后，你必须亲自签字确认。如若发现有任何不实之处，你仍有权提出修正。同时，请你务必深思熟虑，着手撰写揭发材料。”

三月的一个午后，天空呈现出清澈的蔚蓝，春意渐浓。正午两点整，王团长亲自前来宣布：“今日下午，中央首长将再次与你进行深入交谈，会面地点定于北京市区。”

“中央领导已明确指明了目的地，而清河正是我们此行的最终归宿。”

约在午后三点光景，我们抵达了空军高级防空学校。我对这里颇为熟稔，只见校门前矗立着一扇气派非凡的铁栅门。车一停稳，两名战士即刻上前，敏捷地打开大门。我们车辆随之驶入，直至办公楼后方的小楼前才缓缓减慢速度，最终停稳。此时，李、何两位副主任已在楼下耐心地等候着我。

踏入一间装潢雅致的楼层上房，眼前是一张宽敞的卧榻，榻上铺就着两床精美的被褥，上方轻挂着一顶柔软的尼龙蚊帐。我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卧榻似乎是为某位特定之人所设。因“中央首长”尚未到来，他们便慷慨地让我在卧榻上稍作歇息，并体贴地送来了茶水。

午后三点的钟声刚敲过，北京卫戍区的何副主任便亲自前来召唤我外出。我随他穿过走廊，步入了那间宽敞且光线充足的厅堂。厅堂内铺设着舒适的软毯，四张沙发巧妙地围成了正方形的格局。我落座于南侧，而李震、吴忠、郭玉峰等一众同仁早已在此等候。对面而坐的是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要职的杨德中先生，我则肩负着“法官”的重任。往昔，我们彼此间情谊深厚，然而此刻，我却意外地成了被告席上的囚徒。

李震的话语铿锵有力，他立刻要求我进行详细的说明：“‘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究竟是如何从北京安全转移至山海关机场的？”在对话的初期，与我同行的团长便流露出离去的迹象，然而李震及时将他唤回，并诚挚地说：“请稍作停留，您不妨一同倾听。”

随后，我详细地叙述了9月12日夜晚，我是如何获知三叉戟飞机调动信息的经过。一番详述后，他们立即再次传唤了胡萍。尽管我遭到了质疑，但空军副参谋长明确指出，事实的真相是不容篡改的，而经过调查的结果与我所陈述的内容完全一致。

胡萍已在三零一医院接受治疗，理应继续在那接受治疗，这难道还有疑问吗？而且，在安排车辆接送事宜上，也是你最初同意的这一决定。

在此次的辩驳中，李震怒气冲冲，对我的言辞态度提出了质疑，并严厉要求我修正我的言谈举止。面对这一情形，我选择了保持沉默，使得审问的局面陷入了僵持。郭玉峰察觉到这一状况，便及时介入调解道：“我们的目的是揭示事实真相，而不是强迫你违背本意说话。”

不一会儿，吴忠与杨德中相继离场，场上仅剩李震与郭玉峰两人。他们热切地请求我详尽地回顾9月8日至12日的经历。待我叙述完毕，夜幕已然悄然降临。于是，他们提议：“今日就此结束，用过餐后，我们再一同返回卫戍区。”

“我确实曾踏足此地，然而，在记忆中留存的那些建筑，并非如今这般的豪华与辉煌。”

用餐落幕，他们随即示意我返回通县的住处。我踏入车厢，沿着高级防校的院落行走，瞥见数名身着蓝色裤装的军人穿梭忙碌。我的心中不禁涌起遐想：此处或许关押着众多的空军官兵。忧虑如潮水般袭来，我不禁担忧，会有多少无辜者因我而遭受连累。

自通县启程之际，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然而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愈发凶猛。当我们抵达卫戍区时，眼前已是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踏雪前行，道路坎坷难行，我们历经了两个小时的艰辛跋涉，方才艰难地返回了通县驻地的部队。

步入屋内，团长与我闲聊了一阵。他感慨道：“或许你不曾听闻，我昔日曾是新四军三师某部的一员。那时，你执掌师政治部主任之职，我有幸得以瞻仰你的风采。今后若有任何需求，你只需通过警卫人员与我联络即可。此外，我还为你精心挑选了一处‘休憩’之地，每周二、三的上午，你将有机会乘坐专车前往那里，以舒缓身心。”

往昔，他与我是三师的战友。闻得此讯，我心中喜悦之情难以自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多谢您！”他随即温和地回应：“夜色已深，您还是早些安歇为宜。待到晨曦初露，我便陪您外出漫步。”

不久，王团长亲自莅临，传达了邀请我一同参加“放风”活动的喜讯。我随他一同登上汽车，车窗被厚重的布料严密遮挡，内外景象相互隔绝。汽车行进了一段距离后，王团长宣布，我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

在这片翠绿如茵的草坪之上，我目睹了一道由青砖堆砌而成的方形围墙，其顶部已不复存在，仅余下一扇供人出入的门户。尽管如此，透过缝隙，我仍能瞥见四周广阔的农田，那与村庄遥遥相隔的景象。然而，这却是近日来我首次吸入外界的新鲜空气，喜悦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我沉醉在这份清新的气息里，一边在围墙内悠然漫步，一边进行着体操锻炼。经过整整一小时的活跃之后，团长向我示意，是时候回到那间狭小的牢房了。

自那以后，我得以每周两次在那处场所进行身心放松。每当我踏入，四周便立刻设立起岗哨，严密地守护着，以防不速之客的擅自闯入。1972年4月初的一个深夜，时针即将指向子夜十二点，突然有人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糊里糊涂地起床，一时茫然无措。王团长下令我换上新的衣物，并告知我有人希望与我进行交谈，会面地点在团部的办公室。

我已着装完毕，步出房门，坐进了车内。汽车沿着东方的道路缓缓前行，夜色渐浓，视线略显模糊，目的地似乎正是营区最东端的那座建筑。步入楼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待客的会客厅，桌上摆放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各式美食和美酒陈列其中。显然，他们刚刚享用完夜宵，畅饮了上好的美酒。

王团长向我示意，让我暂时在会客室稍作停留。在这短暂的等待中，我仿佛捕捉到了从隔壁传来的低语：“你的问题至此结束，回去后请准备一份文件交给我。”心中一凛，这无疑预示着前一轮的审问已经画上句点，而接下来轮到我面对询问。不久，王团长亲自步入了会客室，将我引领至隔壁的房间。我目光所及，李震正安静地站在那里，期待着我的到来。此时，时任副部和郭玉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正身居其中。

我坐下，李震问：“识得梁璞否？”空军参谋长“真是令人惊讶！作为空军的高级将领，我岂能不识得我的参谋长？难道梁璞将军也遭遇了不幸？”

李震进一步询问：“能否请您具体阐述与梁璞的关系？”

我回应说：“这层联系是职业还是私交？如果是职场关系，我恐怕难以立刻详述；若是私人往来，我则没有太多细节可以分享。”

李震沉声说道：“梁璞曾明确指示，你们精心策划了一套作战计划。”

我询问道：“空军制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涵盖了针对苏联、台湾以及印度的不同行动，请问您所指的是哪一个具体方向的计划？”

李震阐述道：“此处所指，乃1971年7月正式推行的‘防空作战计划’。”

问：“计划有问题吗？”

李震道：“说说情况。”

提及1971年5月，尼克松总统派遭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间的对话，此举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改善。尼克松总统本人亦向斯诺透露，他有意踏上我国的土地，这一表态预示着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正在逐步浮现。与此同时，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成为当务之急。这一连串事件对台湾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台湾方面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干扰中美之间的谈判进程。

于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于对美政策的讨论中，主席与总理均强调了警惕台湾方面可能对中美谈判造成破坏的重要性。不久之后，军委总参与外交部陆续呈报材料，指出台湾方面正筹备采取行动。鉴于这一情况，主席、林副总理及总理共同签署批示，指示军委办事组迅速召集各大军区及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及作战部长，召开为期一周的紧急会议。

会议指出，台湾方面可能会实施陆、海、空军联动的作战计划。经分析，陆军登陆的方案主要有三种：一是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登陆，目标是在较小的地域建立据点；二是派遣一个团的兵力快速登陆，占领数日后便撤退；三是组织一个加强营进行突袭，抢夺一定战果后迅速撤离。同时，台湾海军和空军也可能对我方的舰队、沿海城市以及空军基地实施联合袭击。此外，侦察机可能深入内陆进行侦察，重点区域可能包括广东、福建以及浙江等地。

在会议落幕之后，我们向主席、林副总理以及总理全面汇报了当前形势以及针对台湾问题的反击策略。主席随即批准执行，林副总理和总理亦均在文件上签字确认，表达了对方案的支持与认可。”

首先，派遣三至四个地空导弹营以增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分别在连城、福州、南昌、宁波四地部署地空导弹；其次，调配四个高炮团以加强汕头、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实力。

此一部署，已于7月底提交至中央军委，并由总参谋部同步上呈，待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审批通过后，即刻付诸实施。正如梁璞所阐述的，这便是“空军的作战计划”。

我对他们说道：“明了此问题并非难题，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均存有该计划档案，只需查阅一番，便可一清二楚。”

此言一出，李震与郭玉峰顿时有所领悟，便请求我起草一份文件以供他们参考。我随即于办公室中挥笔疾书，直至晨曦微露，方才完成这篇材料。

在将这份资料转交给李震团队的过程中，李震向我透露：“这份计划实际上是林彪在广州发起政变的阴谋，你对此有所了解吗？”

我表示：“据我所知，林彪策划政变的说法闻所未闻。若真有此意图，岂能频繁召集会议商讨，还需上报主席和总理的批准？此外，关于林彪以广州为基地的传言，这还是头一回从你们口中听闻。”

李震言道：“你对此尚不知情，因此我们才特地前来，以向你核实此事。”

我向李震追问：“梁璞是否了解林彪意图在广州设立据点发动政变的计划？”他回应道：“梁璞对此也不甚明了，只知道存在这样的战略部署。”

“你们有什么材料？”

李震断然道：“此事与我们息息相关，你无需再过问。”

在那年的四月一个午后，狂风卷起漫天黄沙，王团长再次通知我：中央的首长们再次邀请我进行谈话，会面地点定在清河，叮嘱我需做好乘车前行的准备。

我跟随他一同走下楼梯，登上车辆，沿着北京的环城公路驶向清河。沿途，路旁的树木已然披上了嫩绿的新装，春意渐浓，然而我心中不禁疑惑，在这幽闭的牢房中，我究竟还需度过多少时日。

约莫午后三点时分，车辆抵达了清河。此行，唯有北京卫戍区的何副主任亲自莅临，以待我的到来。他亲切地告知我，中央的首长们尚未抵达，建议我在此稍作休息，并亲自为我泡了一杯香茗。

李震、吴忠下午四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抵达后，李震关切地询问：“你感觉如何？”我回应道：“身体状况尚可。”李震随及表示：“打算为你提升生活品质。我们已为你寻觅到一处带有院落的住所，那里环境宜人，适合散步，且周末你可以接待家人。”

我问：“是真的吗？”

吴忠：“确实，房子在北京东边。”

心中想道：看来这下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或许我们得以从拘禁转变为软禁了。

随后，李震命我详述庐山会议的始末。我于是将会议前后的经过细细道来，一番叙述间，不觉夜幕低垂。李震便道：“今日便聊至此，你且先行回去安歇。”

吴忠表示：“李部长对你关怀备至，特地为你寻得一处居所，距离城区不远，生活所需物品亦触手可及。”

“那就多谢你们的关照了。”

今宵，我心情愉悦。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主席和总理对我有所了解。一想到即将与家人团聚，我便在不知不觉中沉入了梦乡。这一觉，我睡得格外香甜。

翌日清晨，王团长莅临我的住所，他告诉我：“今日便派遣一个班次来负责替你清扫居所。”我遂询问具体地址，他答道：“那处所在东城之朝阳门南侧，乃是一座两层之楼房。我们将安排一个班的战士们随你一同迁入，同时亦将为你配备一名炊事员。目前，连长与排长们都在为你烹制餐食，然他们并不擅长烹饪。”

我目睹了王团长向宋参谋下达任务，命其率领六七名战士负责清扫房屋。当日下午，他们归队后向我汇报：“房屋条件极佳，院中设有走廊与草坪。您将居于楼上的房间，而我们则将在楼下安顿。”

翌日，宋参谋一行人再度投入了清扫工作，直至傍晚归来，他们向我报告已完成任务。我心中暗自思忖，或许明日便能搬迁入住。然而，四、五日过去，依旧未见动静。我不禁向宋参谋询问，搬家的具体时间安排。宋参谋回应道：“经检查发现，暖气系统存在问题，需要修缮。”

“家中暖气出了故障，目前正在修缮中，待修复完毕后，便会搬迁。”此话一出，我心中不禁生疑，难道事情已有所变动？

一个月又过去了，依旧没有音信。我开始怀疑搬家的计划恐怕无法实现。两个月后，公安部李副主任莅临，我再次向他询问：“关于搬家的事宜进展如何？为何至今仍未有任何动静，能否告知具体情况？”

他表示：“时至今日，情况已不同。此宅地处城郊，易为大众及外籍人士所察觉，故计划另觅一住处。”

我愤怒地言道：“你们切勿再对我行骗。”

未来的事实证实，起初看似明晰的事项，却愈发变得错综复杂，声调不断提升，涉及的群体日渐庞大。先前对他人进行审查的人员，不久后也自身难保，接受了审查。无人能够预知将有何等变故发生，一切皆有可能。

李德生负责专案。（曾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原本，他便是主席与总理深信不疑的得力干将。在“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进程中，总理更是特地派遣他至空军，以“协助”我方工作。此后，他持续肩负起中央与空军专案的处理重任。“十大”之际，他更是荣膺副主席之职。然而，不久之后，他却被剥夺了副主席的职务，传闻其中一因便是因为与我们有所瓜葛。

再谈李震，他曾是中央专案组的重要人物，对于我们的案件，无论大小，一切事务均由他负责掌管。他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案件的全部细节亦有着深刻的了解。然而时至今日，我这个被囚禁之人尚存于世，而他却已跨过那奈何桥。公安部公布的结论是自杀，然而家属对此并不认同。

空军王辉球（曾任空军政委）、曹里怀前空军副司令员梁璞与我，自“九一三事件”之后，曾共同负责空军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然而，我妻子及孩子的关押与审查事宜，亦由他们一手操办。不过，在空军执行抓捕与关押任务不久，自1972年起，他们便开始接受审查。直至1975年，梁璞亦被送往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自然，这些信息都是我在1981年得以“保外就医”后，抵达济南方才得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