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历史传统观点，中共初期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在“文革”时期遭受康生等人迫害，最终不幸丧生。然而，依据最新披露的史料，揭露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正是张国焘的亲信、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了李立三，并最终导致其悲剧性自杀。而这位施害者，亦未能逃脱自己编织的“特务集团”冤案的结局，最终亦命丧其中。
李立三，作为“十次路线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其一生背负着两个挥之不去的沉重政治重负，宛如阴影般始终萦绕在他身旁，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第一个为人所共知的事件是1930年“左”倾冒险错误即是党史上所谓的“立三路线”。尽管其存在仅历时三个月，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因此不幸在苏联遭到拘禁，长达15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深刻反省了那次错误的路线，并为此深感懊悔，忏悔长达30余载。
第二政治阴影是：他在1936年邂逅了俄罗斯女子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后改名李莎） 结婚继之，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苏两党关系破裂，随之而来……让他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被排除出中共高层领导的政治圈子，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毛的“半友”
1936年，于陕北保安的窑洞之中，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展开了一次深入的对话。谈及自己1915年以“二十八画生”这一笔名，在长沙街头张贴征友启事的往事，他仍显得激动不已。谈及此次精选朋友之严格，收获寥寥无几，仅得三人半数，其中罗章龙位列首位，其余两位则记忆模糊。至于李立三，他仅将其视作“半个”朋友。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的这“半个朋友”正因为“立三路线”在莫斯科接受审查。
李立三忆述，在“二十八画生”广发征友之际，他正就读于长郡联立中学。一次，他在长沙南城的城门处，目睹了那则手绘油印的征友启事。那时，经过一番细致的分析与推测，几位同学共同认定，“二十八画生”极有可能就是毛泽东本人。毕竟，他们之中有人曾在长沙听闻过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异类”人物。众人都渴望一睹他的风采。恰逢中秋佳节，他与一位同窗相约，一同拜访毛泽东。然而，在第一师范的宿舍与自修室中均未寻得他的踪影。无奈之下，他们转至教室，却见毛泽东正端坐于讲坛之上，专注地翻阅着书籍。
毛泽东比李立三大六岁，他看上去更像是位长者，加之在李立三心中，毛泽东向来是个颇具个性的人物，这使得李立三显得有些拘谨，不敢主动与毛泽东交谈。于是，他假装去查看墙上的课程表，趁机从毛泽东背后悄悄走过。当他看到毛泽东正在阅读《宋史》时，李立三已经从他身后走过。毛泽东察觉到李立三的存在，起身离开讲台，向他走来，但李立三却不敢与他搭话，很快便转身离去。
十数年光阴流转，在与毛泽东共度的时光里，李立三在闲聊间提及那桩旧事。毛泽东略显不悦地回应：“原来是你啊！记得当时我与你交谈，你却并未给予回应。”毛泽东续言：在那次友好的探访中，我仅结识了三位好友。如今，你的加入使得这份友谊得以延续。回想起当时，我们未曾深入交谈，仅是匆匆一面，但不妨将你视为我们的半个朋友。
娶俄妻招致不幸
1930年，受“立三路线”错误影响，李立三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往莫斯科展开自我检讨，却不幸被迫滞留于苏联。
1936年二月，年方三十七岁的李立三与年仅二十二岁的俄罗斯女子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喜结连理。自此，他们相濡以沫，携手共度风雨，成为了患难与共的伴侣。
1946年，李立三及其夫人一同重返中国东北。基什金娜更名为“李莎”，在这片第二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随后的五十年间，她凭借满腔热血与智慧，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俄语教学与翻译人才。
林伯渠之女林利在《往事琐记》中追忆道，鉴于中苏两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众多久居苏联的华人中，不乏在苏联境内成婚者，然而这些配偶却未能获得苏联公民应有的权益。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与陈昌浩的前妻格拉娘便是其中的典型。她们时常抱怨，感慨嫁给中国人后，沦为二等公民。且至五六十年代，自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以来，凡是有苏联籍妻子的中共党员及高级干部，均被禁止聆听“反修”讲座，亦不得阅读相关文件。在此往昔，这些跨国婚姻的亲朋好友们尚保有微小的社交圈，时常得以携子欢聚一堂。然而，随着时光流转，情形却发生了变化。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众多家庭因承受不住政治压力而不得不分道扬镳，其中绝大多数中苏联姻之家亦难逃此劫，最终仅存寥寥数家得以幸免。此时，李立三和李莎的婚姻关系也浮上水面，成为中共高层关注的问题。
李立三和毛主席
1959年夏季，在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突然对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彭德怀同志近期出访了东欧诸国，而您在庐山显得异常积极，这背后是否有所依仗？赫鲁晓夫对您的评价颇高，您是否答应了什么条件？”
听闻此言，那位向来以整治他人为业、擅长挥舞鹅毛扇的康生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再次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曾在苏联度过长达15年岁月，且拥有苏联国籍妻子的李立三，开始散布“李立三是通敌分子”的言论。于是，与李立三展开了一场谈话，围绕李莎的国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怀有深沉的爱……在政治立场方面，她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对此可以给予绝对的保证。”
至1960年，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周恩来亦受中央委托与李立三进行交谈，明确表示中央的立场在于要求李立三与李莎解除婚姻关系。若此请求未能得到满足，则李莎须放弃苏联国籍，转而加入中国国籍。
1962年6月20日，李立三特地致信领袖，以澄清事实，为自己与李莎之间的误会进行辩护。同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及康生，作为中共中央的使者，再度与李立三展开对话，并再次将离婚事宜提出讨论。在此，李立三于会上发表了讲话，专就他与李莎的婚姻状况及目前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
之后，10月14日，李立三再次致信周恩来，洋洋洒洒四千余言，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理由。在信中，李莎以对党性的坚定承诺为证，彰显其在政治立场上的可靠性。她明确且坚定地反对修正主义，坚决不将苏联人民与苏联的修正主义混淆。
李立三为维护其跨国婚姻，曾多次向中央上书强调，坚决不同意离婚。他指出，鉴于我们已步入晚年，孩子也已长大成人，离婚将面临诸多问题。再者，我们携手走过了近30年的婚姻生涯，夫妻关系一直和谐美满，尤其是……在那段1938年的苏联被捕岁月里，李莎对我始终忠诚不渝，她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屡次前往监狱探望我，甚至为此付出了脱离共青团的代价。
李立三在交由秘书李思慎转交中央的信件时，眼中含泪感慨：“我们实乃同甘共苦的伴侣。我怎能在这个时刻与她分开？”李莎身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员，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这一点无可否认。然而，她并不认同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并赞同我们坚持的马列主义指导方针。此外，我将继续协助对她进行教育，确保她绝不会对我们的党路线产生任何抵触情绪。
1966年，李立三家。
李莎步入暮年，回忆起那段过往的历史，她的话语中透露出几分趣味：在三十年代末，由于李立三的“问题”，苏联的组织迫使我与他解除婚姻关系。然而，结果却并非如预期，不仅未能离婚，反而我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此次，是中国方面的组织力劝李立三与我离婚，但最终仍未如愿，我由此真正成为了中国人的妻子。1964年，李莎正式融入了中国国籍，随后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致力于教学工作。
据李思慎所著《李立三后半生》记载，自这几封信送达中南海后，中央当局便未再逼迫李立三与李莎解除婚姻关系。在政治压力的阴影下，昔日宾客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的李立三家，如今却变得门可罗雀。在建国初期，李立三的声望与影响力达到顶峰，他不仅身负重任，担任政务委员一职，且享有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家中更是配备了警卫班以保障其安全。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与冷却，受妻子问题的拖累，李立三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持续下滑，日渐式微。至庐山会议之后，他在华北局的职务亦几乎被剥夺殆尽，实际上沦为边缘人物，坐上了冷板凳，且常遭无端的责难与冷落。
李立三致信劝诫陈昌浩
在李莎的一次访谈中，她透露了有人企图借机生事，向中央机构投递了诬陷她的信件，指控她为苏联间谍。至于那位写信人的身份和动机，直至《李立三后半生》一书的公开，人们才得以知晓。此人竟然是昔日的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一位在党内曾经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陈昌浩。而他之所以诬陷李莎为苏修特务，竟然仅仅源于个人的私怨。
昔日西路军战败于河西之地，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曾在秘密中返回汉口，只为探望前妻刘秀贞，然而当他再次启程返回延安时，却发现世事变迁，物是人非，江山亦已易主。往日的依靠张国焘已丧失政治影响力，从此，陈昌浩在党内地位急转直下，唯有撰写检讨与辩解之词。
1939年8月，陈昌浩携与前妻所生的小儿子陈祖涛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并在莫斯科长期定居。在组织的批准下，他最终与第二任妻子张琴秋结为连理。原本是作家茅盾的胞弟、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妻子，沈泽民不幸离世后，她再婚嫁给了陈昌浩。解除了婚姻关系。1945年，陈昌浩与一位俄罗斯纺织女工格拉娘喜结连理。据他自己所述，选择一位女工作为伴侣，相较于知识分子，无疑减少了诸多纷扰。
陈昌浩和格拉娘
在苏联的岁月里，李立三与陈昌浩曾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并肩共事，二人间的互动亦颇为频繁。1952年，陈昌浩与妻子格拉娘，携子陈祖莫，一同重返祖国。陈昌浩此后先后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并主持《俄华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而格拉娘则在编译局负责俄文打印任务。这些职位看似轻松，实则彰显了陈昌浩在党内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他已转变为一位政治上的边缘人物。
《李立三后半生》记载：从自1959年开始，陈昌浩便对他人情有独钟，为了组建新的家庭，他一直坚持与格拉娘离婚，其理由归结为对方“性情多变，偏执于特殊待遇，生活习惯相左”。性格固执的格拉娘态度坚定，坚决拒绝离婚，此事最终引发了满城轰动。李立三与陈昌浩均为曾犯过路线错误的高级党内干部，他们的妻子均为俄罗斯籍，在北京时有密切交往，情谊深厚，宛如姐妹，平日里相互走动频繁。基于同志间的深厚情谊与关怀，1960年春季，李立三致信陈昌浩，坦率地指出对方在处理家庭婚姻事宜上态度不够庄重，并随之提出诚恳的批评与忠告。
林利在其著作中提及，正值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曾在青岛养病长达六年的陈昌浩，果断致信中央编译局领导，坚决提出与格拉娘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竟有诸多荒谬之谈，宣称格拉娘系苏联使馆的情报人员，进而牵连李莎，声称格拉娘的一切行径均系李立三之妻李莎所策动。中央编译局领导于干部会议上揭晓了该信函的具体内容。陈昌浩提出的与格拉娘的离婚诉求，被视为国际阶级斗争在中央编译局的具体体现。对此，我们坚决支持陈昌浩的立场，并主张将格拉娘驱逐出编译局。林利向领导反映情况，指出陈昌浩与妻子离婚纯属私人事务，不宜将其与国际阶级斗争相提并论。林利认为，陈昌浩此举意在利用“反修”的风潮，意图摆脱妻子的束缚，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反修”的战士。结果，领导非但不悦于这番言论，一年之后，林利亦被调离了编译局。
林利回忆，在“文革”动荡岁月，她与“挚友”孙维世同日因被指控为“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遭受逮捕。幸而，她奇迹般地生还，然而年仅46岁的孙维世却在狱中不幸离世。
自左而右，依次为李莎、孙维世（居后）、李英男（居前）、林利。
陈昌浩为离婚编造“苏修特务集团”。
终于，陈昌浩的愿望得以实现，组织上批准了他与涉嫌“苏修特务”的格拉娘解除婚姻关系，并于1965年7月迎娶了第四任妻子孟力。中央编译局对陈昌浩的“反修”立场表示全力支持，热忱地将他接纳为局的一员，并将“反修”文献递到他面前供其研读。
陈昌浩与孟力
近年来，诸多关于陈昌浩的传记与访谈均提及，陈昌浩与格拉娘在“文革”时期被迫离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1月3日，李立三在接待中央编译局的外调人员时曾言：1962年，陈昌浩为与格拉娘解除婚姻关系，竟不惜向高层进献弹药，公然诋毁格拉娘为修正主义分子，声称其与苏联大使馆有所勾连。同时，他亦对李立三的妻子李莎及其女儿进行诽谤，指责她们与苏联大使馆关系密切，并涉及修正主义言论。陈昌浩正式向中央控告此事。事实上，这等于是对李立三的诬陷，对他进行陷害与报复，同时也为那些别有用心、意图在党内高层散布“李立三通敌国外”谣言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他再次遭受了更为严苛的政治审查。
即便是到了“文革”期间的1967年5月19日，陈昌浩在向外调人员谈及李立三的问题时，依旧表现出对李的不满，凭空虚构说：
我与妻子离婚的过程颇为曲折，主要原因是遭遇了前市委以及中宣部的干预。李莎极力反对我们的离婚，而李立三也在此事上站在了我妻子的立场上，希望她不要与我离婚。在我妻子多次前往李立三家中之际，法院在即将判决离婚之前通知了她，但她却直接跑到了李立三家，回来时手中拿着一份条理清晰的辩护词。这份辩护词显然非她本人所写，我怀疑背后有李莎或苏联大使馆的协助。我的妻子曾提及，有一次她与李莎一同前往私人裁缝店订制衣物，一位肥胖的女性也一同进入。李莎便向我的妻子指出，那人是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夫人。李莎与她并非偶遇，她们还共同光顾了副食供应站（专为高级干部开设），这些地方成了她们联络的场所。然而，并非每次都必须前往大使馆。
很明显，陈昌浩的言辞意在诬陷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有密切联系，将其作为她通敌卖国的铁证。
在那个黑白难辨的年代，陈昌浩对李立三的“通敌卖国”之罪，竟一一被证实。据李莎所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李立三的大字报，其中引用的资料均出自那位“道貌岸然、心机深沉”的C之手，此C即指陈昌浩。1967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将“苏修特务”的罪名加诸于李莎。
李莎做梦也想不到。她竟然成为了以李立三为领袖的“苏修特务集团”的“上级”。集团成员：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赵洵前哈尔滨俄语学院副院长 、林利等若干人。
在此期间，身患重疾的李立三在短短数日内，屡遭造反派批斗与审讯，累计次数竟达二三十回。6月21日，中共华北局机关礼堂内，一场针对李立三、李莎的批斗大会盛大召开。现场人潮涌动，礼堂内外水泄不通，众人纷纷争相目睹中央文革所点名的“苏修特务”。
翌日午后，在第二次现场批斗大会即将举行之际，李立三神秘“服安眠药自杀”。
李立三逝世翌日，李莎同样被逮捕，并被监禁于秦城监狱，她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长达八年的铁窗生涯。多年之后，她才得知丈夫已故的消息。与此同时，她的两个女儿也因涉嫌“通敌”而遭拘押，随后又被流放到农村。
李莎被捕当天，格拉娘同样因被扣上“特嫌”的帽子而身陷囹圄，她在狱中饱受折磨，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最终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1980年代，她在异国他乡离世。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30日夜晚，陈昌浩始终坚称其妻格拉娘及李莎为“苏修特务”，同样在“里通外国”的指控下，难以洗脱清白。在遭受红卫兵残酷打击的过程中，他最终吞下大量安眠药，于北京晨光街的红霞寓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立三、陈昌浩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共高层人物最后结局竟也高度相似，非但选择服毒结束生命，而且其遗体亦被悄然火化，直至今日，遗骨的下落依旧成谜。
李立三死后，他在遗书中致毛泽东的信函中，唯一所求，便是公开申明。“我及我的家人未曾犯有任何通敌叛国的罪行。恳请中央对此事进行彻底的调查与审查，并形成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1980年3月20日，距今已过去十三载，正是在当时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亲自关照下，李立三的名誉得以最终恢复。当年对其作出的“苏修特务分子，须从党内清除”的不实结论，被明确宣布为冤案，并予以撤销。自此，长期笼罩在李立三身上的种种诬陷与不实之词，得以彻底澄清。而陈昌浩夫妇的冤案，亦在日后得到了公正的平反与昭雪。
可以说，李立三在“文革”期间因“里通外国”的冤案不幸离世，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然而，陈昌浩出于个人私欲，屡次为陷害他人提供政治上的弹药，这同样是他与他人共同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剃头者亦剃人。在“文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历史的吊诡与人事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实乃引人深思，令人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