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是聊点历史。
前不久，我在日常翻阅《邓小平年谱》时，发现一个细节：在1986年到1987年间，邓公忽然较为频繁地与邓大姐谈话，其中的单独谈话就有三次。
然而，关于谈话的内容年谱只字未提，统统只有一行简要记录：
X月X日，在住地同邓颖超谈话。
其实，约人到住地谈话是邓公晚年重要的工作方式，这并不稀奇。但参与谈话的多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邓大姐显然不在此列。而在以往的印象里，除了知道她是周总理的伴侣之外，就没有太多的认知了。
那么，邓公会与邓大姐聊些什么？在历史的进程中，她又曾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图为1980年代两位老人在会议间隙聊天。
01
当然，他们有可能只是单纯在叙旧。
邓公视周恩来为兄长，管邓颖超叫大姐。他们早在1920年代，就曾在上海一幢房子里住楼上楼下。他们之间的信任，是超越一般同志的。
这里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在1973年春天，邓小平复出回到北京不久，邓颖超受周恩来之托上门来看望。邓家子女在回忆这次见时说：
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那一天单独谈话时，邓大姐透露了周总理的真实病情。邓公原本高兴的心情，一下就沉重了起来。
总理去世后，邓周的友谊某种程度上，在邓大姐身上得到延续。到1980年代后期，他们已经认识快60年了。
这种长久的友谊，在党内只有另一位大姐可以超过。
她就是蔡畅，蔡大姐。
邓大姐是邓公二十几岁认识的大姐，而蔡大姐则是他十几岁就认识的大姐。
在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邓小平原名）和蔡畅，是一起去巴黎做的入团宣誓。蔡畅年长邓希贤四岁，当时称他为“小弟弟”、“小胖子”。
我总感觉到，邓公一生对留法时结识的同志，怀有格外浓厚的感情。他自己也回答过儿女提出的问题：这辈子跟谁关系最好？
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聂伯伯指的就是聂荣臻。李伯伯指的是李富春，蔡大姐的丈夫。他们都是留法。在法兰西的岁月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是情浓于血的亲人”。
邓公晚年时甚少出去串门，但唯独探望了年迈的聂荣臻，也专程上门为蔡畅祝寿。
02
他们也有可能是在聊工作。
因为邓大姐毕竟不是普通的大姐，她是有职务的，迄今为止也是唯一担任过正国级职务的女性。
而且，邓大姐实际上也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
她的影响力，一方面像众多大姐一样，是被深厚的革命资历塑造的。
在长征时，红一方面军只有30位女性，邓颖超、蔡畅等都在其中。资历深厚的老大姐们，哪怕身居二线，但只要她们一说话，就有人听。
而邓大姐还有别的大姐不具备的一点：她是周总理的夫人。
在1976年以后，她可以说是部分继承了总理非凡的威望。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也投射到她的身上。
包括国际上也认她。
尼克松的夫人见到邓大姐后，就对人描述说：
她颇有我在周身上看到的那种魅力和老练。
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也专门去拜会她。我看到过她们的会谈记录，邓大姐确实很老练的。
刚一落座，这位英国“铁娘子”就说：
你和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我和我的同事也非常尊敬。
邓大姐表示感谢之后，则说：
你的年纪正处于黄金时代，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为国家做贡献。你这次来，任务繁重，一路辛苦，希望多多保重。
这个略带“殷殷嘱托”的味儿，既显得很高，又显得很亲切。香港记者还给了邓颖超一个称呼，叫“祖母型的大姐”。
当时，港媒常常对北京的事情评头论足，但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曾说，香港记者不分“左中右”，对邓大姐都有一种“莫名的敬意”。
用今天的话说，邓大姐身上有滤镜、有光环。
她在主要担负的统战领域里，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团结过许多人，这种特殊作用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邓公会不会找她聊聊这方面的工作呢？
03
其实，邓大姐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这次通过看她的一些资料，我发现，邓大姐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积极支持者。
她不常说话，很少表态，但一出手总是在很关键的时候。
比如说，在1978年底具有转折意义的三中全会召开前，还开了一个时间更长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让大家发表意见，凝聚共识。
在会议上，有两个多年不说话的老同志说了话。
一个是陈云同志。
他出人意料地抛出了六点意见，包括平反彭帅等冤假错案。这些意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说出了许多老同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大家几乎都有这个愿望，只有理清历史，才能轻装前进，才能团结起来向前看。
那么向前看，看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邓大姐了。
她没有直接抛出什么震撼的意见，而是建议将四份材料，印发给了全体参会人员。
这四份材料的标题如下：
《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
《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的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
《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
它全部是在讲经济发展的，是在引导大家看到与外面的差距。
参会人员在看到这些内容，引起了极大反响。
随后的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来。这里头有邓大姐的作用。
04
要搞改革开放嘛，就要有许多新尝试。这些尝试在部分老同志那里，是有疑虑的。
比如，搞特区。
有些老同志去过，有些老同志始终没去过。
当然，去了深圳并不代表支持，不去深圳也不代表不支持。
邓大姐是既去过，而且也支持。
1984年，在邓公首次深圳视察后不久，邓大姐也跟着去了。看到深圳在短短几年时间，建设速度这么快。她当场就说了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
在我见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对深圳的表态里，邓公的力度第一，邓大姐第二。
她的力度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深圳市委刚刚在大院里，落成了那个著名的“孺子牛”雕塑，邓大姐很欣赏。到了开会的时候，同志们迟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就在这时接到通知，邓大姐请大家到“孺子牛”雕塑前合影。
合影时，她对大家说：
“孺子牛”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希望全国的党员干部，都能向深圳的干部学习，学习深圳改革开拓的精神，做全国人民的“孺子牛”。
可以想见，邓公与邓大姐这两位老相识，不仅有很好的私人友谊，在国家发展的大事上，观点也是一致的。
他们的单独谈话，也完全有可能，是在谈这样的大事。
只是，为什么谈话，会集中在1986年到1987年间呢？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个猜想。但是缺乏材料佐证，暂且先不讲。
05
考虑到邓大姐的政治分量，她对邓公的支持，其实是非常宝贵。
而邓大姐的支持，也是发自内心的。
这就要说到1992年，邓公又去了深圳，发表了“南方谈话”，再一次加速了改革开放。
那时，邓大姐已住在医院，无法再自己前去表示支持了。但我见她的秘书回忆说，“南方谈话”的文件传达过来时，邓大姐身体很不好，秘书就想简要地给她念，以保持她的精力。
不料，邓大姐却对秘书大声说：
你别给我偷工减料，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文件。
这位秘书的名字叫赵炜，堪称是她的左膀右臂，多年跟随邓大姐，晚年更是形影不离。
赵炜同志后来也发表了自己的回忆文章。我很想从她的回忆中，找到邓公那几次和邓大姐具体聊了什么？
然而，还是一无所获，只能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史料公布了。
不过，在她的文章中，我能了解到在周总理光芒之外的邓大姐，对她的认识也更加完整。
邓大姐比总理晚走16年。
在这16年里，她既是她自己，她也是在完成总理未竟的事业。我想，如果周总理能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一样也会是积极的支持者。
邓大姐是1992年7月11日逝世的。
而在这个月的1号，她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庆祝党的生日，加快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鼓与呼。
她跟总理，都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