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梁思成牌楼论战
作者｜王军
1950年11月，北京市作出决议，计划拆除明清时期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旨在优化交通环境。会务筹备已进入尾声，拆除工作即将启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西安门于同年12月1日凌晨不幸遭遇火灾，被熊熊烈焰吞噬。这场火灾虽令人痛惜，却也意外地加速了拆除工作的进程。
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古建筑的拆除之风正迅速扩散。
一
昔日，牌楼在京城街道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不仅装点了市容，更衬托出其独特的美感。在清末时期，众多木制牌楼横跨于街巷之间，其中不乏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共四座）、西四牌楼（亦四座）、帝王庙牌楼（两座）、大高玄殿牌楼（两座）、北海桥牌楼（两座）、成贤街牌楼（两座）以及国子监牌楼（两座）。沿街而立的牌楼中，尤以大高玄殿对面的一座以及鼓楼前火神庙的牌楼最为引人注目。
在民国年间，东单牌楼与西单牌楼被拆除，同时，部分牌楼亦被改造，采用了混凝土结构。
1950年伊始，伴随着天安门广场拓宽工程的正式启动，北京市建设局毅然决定拆除位于东公安街与司法部街的牌楼，而其上的石匾亦被悉数移交给文化部文物局妥善保管。此举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牌楼的拆除。
本月，适逢国庆庆典之际，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对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实施了涂饰工程。政务院依循相关规定，予以支持与配合。周恩来遵循总理的指示精神，市政府特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文件，强调对古代建筑及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随后，市政府紧急指示建设局对城楼、牌楼等历史建筑进行现状勘查，并着手制定相应的修缮方案。
当年参与工作孔庆普追述道：报告完，10月中旬上报。张友渔副市长张吴晗副市长说，你去找梁思成告诉他北京将修建城楼和牌楼。梁思成非常高兴。
11月的尾声，某日，市府东大厅内，会议圆满落幕。薛子正秘书长访建设局副局长许京骐总理批示，修缮城楼事宜得以批准，政务院亦将划拨相应资金。总理强调：“毛主席深切关注北京的古建筑与历史文化遗址。城楼与牌楼等古代建筑，均为我们祖先辛勤劳动所留下的珍贵遗产，必须予以妥善保护。我国目前经济尚处于发展初期，开销巨大，故此修缮工程应以保护性修复为首要，预计拨款数额有限。请先制定一份修缮计划与预算，待政务院拨款到位后，再做具体安排。”
1951年年初，建设局与北京文整会共同敲定了城楼及牌楼的修缮工程方案。至4月中旬，养路工程事务所的综合性技术工程队对东、西长安街的牌楼进行了全面整修，严格依照古代建筑修缮的技术规程执行。
4月25日，市政府向建设局发布通知：政务院已拨付北京市用于修缮城楼的工程款项共计15亿元（旧币）。据此，牌楼修缮项目将在建设局的年度投资预算中予以列支，且修缮工作将力求简约。据此，建设局将牌楼修缮项目调整为维修工程，并相应地缩减了投资金额，减少了近一半。
“然而，由于工程未能在一年内完成，故而无法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修缮。到了1951年年底，我们再次提交了古建筑修缮的第二期报告，遗憾的是，该报告并未获得批准。”孔庆普回忆说。
这之后，风向陡转。
二
1952年五月，北京市着手策划拆除牌楼事宜，这一提议起初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率先提出。他们认为，街头巷尾的牌楼周边交通事故频发，牌楼对交通的阻碍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由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负责予以拆除。
本年度，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门前不幸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彼时，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总建筑师亦身临其境。李准回忆道：
那儿的交通状况确实堪忧，尤其是从北海大桥下来，沿着向西的下坡道路行驶，车速往往很快。穿过视线相对开阔的金鳌牌楼，紧接着便来到了原北京图书馆门前的“三座门”附近。这“三座门”由三个门洞组成，间距不大，通常仅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行。再往前，便是向北的弯道，视野受到显著限制。就在此时，一辆汽车从东向西疾驰而来，司机在即将驶入“三座门”时，突然发现对面车道有另一辆车转弯而来，车内坐着苏联专家。面对无法躲避的险境，这位司机出于对“老大哥”的敬意，毫不犹豫地将车撞向“三座门”的墙垛，专家的车辆惊险地得以通过，而司机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时，此类事故已不止一起，显而易见，道路两侧的建筑与交通之间的矛盾已变得极为尖锐，亟需迅速且合理地解决。
1953年五月，北京市交通事故简报中提及：“女三中门前连续发生四起交通事故，其主因乃帝王庙牌楼阻碍了交通。牌楼的戗柱及夹杆石屡遭撞击，牌楼本身亦显露出安全隐患。而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陡峭，加之牌楼的阻隔，亦成为事故频发的地点。”
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西、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对交通造成的困扰向中央提交了请示。请示中提出，计划拆除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及其瓮城，实现交通直行；同时，一并拆除东西、西四、帝王庙的牌楼。5月9日，中共中央对此方案予以批准，并强调在实施工程过程中，务必开展必要的说明工作，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与理解。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负责解释拆除工作。梁思成与吴晗激烈争执梁思成曾指出，城门与牌楼、牌坊共同构筑了北京古城街道的独特风貌。城门作为主要街道的焦点，而层层叠叠的牌坊与牌楼则将原本单调、笔直的街道转化为错落有致、丰富多样的空间。这种布局与西方都市街道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元素所营造的效果相仿，均为街市增添了美丽与标志性的元素。这些特色建筑可通过合理规划，如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得以妥善保留。
据吴良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亦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双料院士——编者按）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有人表示：“我对这两位领导持有异议，他们似乎并未给予城楼保护应有的重视。”
曾任职国务院方骥回忆起梁吴冲突突：
“梁先生，您可谓保守至极。待到北京城遍布高楼大厦之时，这些牌坊、宫门被高楼所环绕，岂不都沦为了鸡笼、鸟舍，还有什么文物鉴赏的价值可言？”梁先生悲痛大哭。这，正是我们这些亲临现场、负责记录的同志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不争事实。
1953年夏夜。林徽因与吴晗发生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局局长。郑振铎在欧美同学会的聚餐上，我们邀请了文物界的诸多知名人士。郑振铎先生在席间不禁感慨万分，他言道：“一旦推土机启动，那些我们祖先遗留的文献与文物，便将随之步入生命的终点。”林徽因怒指吴晗，厉声斥责。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想那时，尽管林徽因的肺病已至晚期，声音变得沙哑，“然而在她的眼神与周遭氛围中，每一句话都流露出无尽的深情。”
梁思成在致中央领导的信中，我提出观点，认为仅从“纯交通视角”来判定牌楼的存留问题显得过于狭隘。我们应当从城市整体规划的高度出发，综合考虑文物保护与预防交通事故的多种策略。例如，可以考虑建设交通环岛，并将牌楼作为街心景观予以保留。
交锋越发激烈。
三
1953年7月4日，应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建设局主持召开了关于交民巷与帝王庙牌楼拆除事宜的座谈会。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则建议，最佳方案为保留原状，或是在其他地点重建。
8月20日，吴晗主持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这八位名字，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化魅力。等出席。
郑振铎强硬地表示：“若需拆除，务必提前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取得联系，一切决策权归中央所有，绝不应以粗暴手段行事。”
但吴晗绵密中蕴藏锋芒：“涉及全国性的重大问题，须向上级中央请示，以获得决策指导。”
这难道不暗示着，若非涉及“全国性”的问题，便无需向上“请示中央作出决策”了吗？
林徽因“艺术传统实则包含两个分支，一为宫殿艺术，一为民间艺术。后者涵盖众多住宅与店面，其中不少手法颇具特色。探讨如何妥善保存这些民间艺术遗产至关重要。”
梁思成在发言中强调：“北京市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历史积淀，务必保留这座城市历史形成的独特风貌。部分单位（例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在规划时显得过于狭隘。” “在古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中，作为首都，我们应当树立典范，审慎行事是至关重要的。”
梁思成“北京的各个机关似乎抱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自己的领域内随意拆除与建设，全然不顾整体的和谐。”
可是，吴晗在处理问题时，务必充分尊重专家的专业见解，然而，专家亦不应误以为其观点必得贯彻实施。
会议结束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携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市区的牌楼以及其他若干古建筑展开了全面调查。
最终，针对牌楼的处理分为“保留、迁移、拆除”三种策略。具体而言，位于公园和坛庙内的牌楼得以保留；而位于大街上的牌楼，除成贤街及国子监的四座外，其余均需进行迁移或拆除。
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吴晗与郑振铎本次对牌楼进行的调查测绘所收集的全部资料，不幸均已遗失。至于迁至陶然亭公园的东、西长安街牌楼，它们的大致情况也约在1971年9月时发生了变化。被江青下令拆除。
四
1953年12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了关于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的座谈会。在总结发言中，他提出：“会议就几处古代建筑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首先，景德坊将先行进行拆卸，而对于其后续处理方式，将另行进行研究。其次，关于地安门的存续问题，我们将留待日后探讨，目前先拆除其周边十间房屋，以缓解交通压力。最后，东、西交民巷的牌楼也同意予以拆除。”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马，力邀其共商大计。梁思成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恳切交谈，他用饱含诗意的语言，描绘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余晖映照下，渐沉西山的壮丽景致。周恩来则引用古诗词，回应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孔庆普主持了历代帝王庙景德坊与东交民巷牌楼的拆除工程。他向笔者回忆起那段过往岁月。梁思成告别牌楼的情景：
我市对梁思成先生怀有极高的敬意。1954年3月6日，我们着手拆除东交民巷的牌楼，脚手架已然搭建完毕，翌日便将……张友渔副市长下达指示：“东交民巷牌楼的施工暂停，待梁教授检视完毕后再行拆除。”于是，我们当晚便拆卸了脚手架，并将杉木等材料放置于中华门前的空地。然而，两日过去了，梁先生却仍未现身。无奈之下，我们向局秘书室汇报了情况。终于在12日，秘书室安排了车辆前来接梁先生，而我则亲自在施工现场进行了接待。
梁先生仅瞥了一眼东交民巷的牌楼，随即评论道：“这两座牌楼业已过改造，转变为混凝土结构，不再属于古代建筑之列。既然它们阻碍了交通，拆掉也是理所当然。”他还询问起长安街牌楼的情况，询问拆毁的具体时间，并表示若拆除，也应将其移至他处重建。他指出，东、西长安街的牌楼均为古建筑，木质且历史悠久。我告知他，东、西长安街牌楼预计在“五一”节前完成拆除工作，而东、西四牌楼的拆除则计划在6月15日汛期来临前完成。他听后未再发表意见，便转身离去。
梁先生离去之后，我随即向局方进行了汇报，提及梁先生并未多言，并且指出东交民巷的牌楼已非古建筑之列。局方接报后，亦迅速向市府进行了转达。市府随即下达指令，要求行动起来。然而，不久后市政府再次发布通知，要求暂停拆除长安街的牌楼。至于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的拆除事宜，则暂未确定，将另行通知。
昔日历朝帝王的庙宇牌楼，亦曾是我们的拆卸对象。1954年1月8日，拆卸工作正式启动。至10日，梁思成先生亲自莅临现场，自行抵达，恰逢我们正忙于搭建脚手架。他站在一旁观察，并向我询问：这两座牌楼预计何时拆除完成？是否已拍照记录？拆卸下来的部件将存放在何处？重建的位置是否已经确定？我回答道：照片已经拍摄完毕，包括立面、侧面、局部和大样等各个角度。上级指示要求拆卸工作细致入微，力求不损坏瓦件，禁止锯断木件，但在必要时，立柱和戗柱可以适当锯断。拆卸下来的部件暂时存放在帝王庙内，由文整会负责管理，而重建的具体地点尚未最终确定。据文整会的俞同奎同志透露，民族学院计划将牌楼迁移至校园内重建。
梁先生指出，北京的古牌楼中，这两座的结构尤为精妙，雕刻工艺亦堪称一绝。若从牌楼的东侧向西眺望，便能领略阜成门城楼的壮丽景观。在晴朗的日子里，更能远眺西山的美景，尤其是当夕阳西下时，更是美不胜收。为了保留这两座牌楼，他曾致信周总理，总理回信时言辞谦和，引用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唉，这其中的感慨真是难以言表！毕竟，这里的交通难题确实棘手难解。
梁先生表示，若牌楼搬迁，其原有的意义将不复存在。他亦向我咨询，牌楼木结构的腐朽状况。我回应道，初步检查显示，木制构件普遍严重腐朽，拆卸时应尽量谨慎。梁先生最终感慨地说，非常感谢！他此次前来，主要是为了与牌楼作别。
继而，我陪同他一同前往历代帝王庙参观。当时，该庙正由女三中学校使用，其后院的东侧房间已空出，用以摆放拆除牌楼后遗留下的材料。梁先生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先前，我未曾意识到帝王庙的牌楼竟是一幅绝美风景画的核心元素。自那以后，我便日复一日地期盼着梁先生所描述的那幅美景的出现。晴朗的天气与绚烂的晚霞如期而至，然而，牌楼已被脚手架所围裹，无法再为这幅美景留下任何影像。
中国文博协会长罗哲文回忆道：“拆帝王庙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数日。所谓的拆迁工程，事先并未确定具体的迁建地点。拆除后，建筑材料去向不明；大高玄殿前的习礼亭，与故宫的角楼相似，甚至更为华丽，同样遭到拆除。尽管声称是进行拆迁，但具体的拆除去向并未确定。这些拆除的建筑材料，最终也下落不明，或许在“文革”期间被当作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定调上述争论：拆除北京牌楼，城门破洞亦让人泪流满面。此乃政治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