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兴
很多人知道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工作过，所以，常常有人会问我关于刘少奇的事，因为毕竟上世纪60年代末，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被泼了很多的污水。尽管1980年为他平反，但社会上还是流传不少的误解，还是有很多搞不清楚的问题。
细读过中央文献出版社所出《话说刘少奇》一书后，我不禁想到，询问书中的当事人无疑是最为直接和可靠的。这些人物皆曾与刘少奇同志并肩共事，诸如杨尚昆、薄一波、黄克诚、马文瑞、王光英等，他们均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书中亦收录了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些人，例如王光美、曹靖华、郭明秋、刘瑞龙等。纵然如今寻觅他们已属不易，然而，这本书中却保存了他们的宝贵声音。
众多往事，当事人记忆犹新。以我寻访曹靖华探讨刘少奇何时加入共青团为例，曹靖华详细描述了刘少奇从上海外国语学校至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求学历程。提及1935年的著名一二九运动，诸多史籍将其归功于北方局的领导，而刘少奇当时正是北方局的书记，故荣誉亦被记于其名下。然而，根据当事人郭明秋的追忆，刘少奇直至1936年的三四月份方抵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此回忆应属可靠，因经多方核实，刘少奇是在长征即将结束之际，离开了红军队伍。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如何挺进东北？这一过程中，刘少奇的贡献常被忽视。冀热辽军区工作的曾克林将军对此进行了详尽回顾，我也曾采访过他。在日军投降前，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其中第二道命令指示现驻河北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队即刻向辽宁、吉林进军。当时东北主要由苏联红军控制，由于形势突变，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在此事上沟通不畅，导致了一些误解。曾克林因电台功率不足，与延安的联系中断，他请求苏军派飞机送他前往延安沟通。曾克林抵达内蒙古多伦，当地有机场，他从多伦飞往延安。那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已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
刘少奇邀请朱德总司令、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共同与曾克林会面，就我军是否可在东北各地部署部队一事进行咨询。曾克林明确回应，全东北均无障碍，我军部队可以毫无顾忌地进驻。刘少奇欣喜地表示，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进军东北，我们此前竟一无所知。如今，困扰我们八天的难题，经曾克林一语点破，便迎刃而解。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果断调整既定战略，决定将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及两万干部悉数调往东北。陈云、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等同志乘坐曾克林的苏军飞机火速赶往东北，争分夺秒，势在必行。
这正是当时党中央确立的“向北推进，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历史事实昭示，这一决策无疑是英明的。
邓力群指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尽管七千人大会未能深入探讨困难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总体而言，会议是成功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它重申了党内多年以来稀缺的民主精神，并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亦表示，对于中央的错误，部分责任需由他直接承担，而间接责任亦不容忽视。
本书开篇之作，为杨尚昆的珍贵回忆录。我曾记得，彼时我亦身处现场，那是在1981年，杨尚昆莅临中央文献研究室发表演讲。当时我刚刚加入中央文献研究室，且是首次目睹杨尚昆这般显赫人物，因此记忆尤为深刻。尚昆在演讲中主要讲述了他与刘少奇的交往。其中，谈及长征，许多人对于刘少奇在长征期间的具体职责并不了解。实际上，在长征途中，刘少奇身兼数职，曾在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担任过职务，并曾担任筹粮委员会的主任。
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期间，军团的主导人物为彭德怀。彭德怀性格颇为火爆，而红军那段时日颇为艰辛，因此，大家心中难免有所不满。杨尚昆对此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指出，那时的红三军团思想界颇为混乱，其中不乏一些喜欢言辞的人，我们的黄老黄克诚便是其中一员。毛主席对此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从中央到支部，组织部他都听到了不少意见，其中自然不乏一些合理的见解。
彭德怀与林彪两大主力之间，亦存有芥蒂。彭德怀性情急躁，他坚信林彪缺乏战场指挥能力。而林彪亦有所私心，向中央提议让彭德怀担任指挥一职。刘少奇竭尽全力调解，并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在汇报过程中，刘少奇曾起草电报，请求彭德怀签署，但彭德怀拒绝签字，并表示：“你自顾报告，我不过问。”这明显流露出不满之情。因此，在会理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相应的批评。
阅读此书，我深感最大的收获是，目睹了前辈们严谨求实的态度。加之其采用“话说”的叙述方式，全文语言口语化，读来倍感亲切，同时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总之，此书堪称宝藏，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史料之丰，令人叹为观止。
王光美：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
出自《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
王光美口述，黄峥执笔。
朱德建议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早在党的八大召开前，毛主席就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所以八大通过的党章里面有一个条款，说：“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毛主席后来说过，以后他就当那个名誉主席。对毛主席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干部群众中有顾虑，可毛主席始终坚持。这样，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就专门作了一个决议，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中央酝酿二届人大人事安排时，朱德同志提议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具体负责二届人大人事安排工作的是中央书记处。当时小平同志是党的总书记，朱德同志给小平同志和书记处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推举刘少奇同志为国家的主席候选人是最为适宜的选择。他的声望、能力以及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赢得了党内外以及国内外革命人民的广泛敬仰，普遍予以支持与赞同。”
少奇同志在党的多次会议上屡次谦让，力荐其他同志担纲重任。经中央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将少奇同志提名为国家主席候选人。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将少奇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推荐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少奇同志的组织纪律性极强，对党的决策毫无保留地执行。毛主席亦对此发表过专门言论。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在党内负责日常工作的，我自认为其一，但日常事务我并不插手，偶尔有所参与，而常态下则是少奇同志负责。每当我离京，都是他代为处理我的事务。这一传统自延安时期便已形成，至今已有十年。在延安时期，如我前往重庆，代为处理事务的便是少奇同志。相较之下，我认为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更为适宜。这并非说朱德同志不合适，而是相较于朱德同志，少奇同志更为合适。同时，朱德同志也极力推举少奇同志。”因此，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被选为国家主席。
选举日无笑容
选举日当天，少奇同志完成会议后返回家中。彼时，我家位于中南海西楼甲楼。工作人员与家人纷纷涌出，与他握手致意，表达祝贺。然而，少奇同志仅向众人轻轻点头，面容未露一丝笑意，如同往常一般，轻轻举手致意，便径直步入自己的办公室。
我未向他表示祝贺，我能感同身受他的心境。他常言：“人民对你寄予厚望，你绝不能辜负这份信任。”那时，国家经济严重失衡，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国际间反华势力愈发猖獗。他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被委以重任。在如此严峻的时刻担任国家主席，他所承担的重任无比艰巨，又怎能轻易展露笑容呢？
这年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少奇同志两个人的标准像。少奇同志不同意登他的照片，说：“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所以登毛主席的照片就可以了。”有关部门提出这里有个对外的问题。毛主席当时就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提议毛主席的照片大一些，少奇同志的照片小一些。毛主席马上说：“为何要缩小？应同等大小！”这一决定随即确立。自此，国庆节期间刊登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标准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传统，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庐山会议初段气氛轻松。
提及庐山会议，我仍记忆犹新。1959年6月27日，我与少奇同志一同乘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前往武汉，继而转乘专列抵达庐山。铁道部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列专列，除少奇同志外，朱德、彭德怀同志亦同行。而邓小平同志因腿部受伤，不幸摔跤，便在家中休养，未能随行至庐山。
行经京汉线，每遇大站，专列停靠，常可见站台上堆积着成片的废铁。入夜，铁路两侧不时可见火焰冲天，那是大炼钢铁的热潮。民众将大树锯断，烧制成焦炭，以此炼铁。偶尔，我与少奇同志会下车漫步，彭老总亦时有同行的雅兴。在一处车站，我们目睹了一堆堆废铁，细观之下，发现其中不少是砸碎的铁锅片，正是用于大炼钢铁之用。彭总见状，颇为动容，对这种做法表达了强烈的反感。
抵达武汉后，我与少奇同志一同居住在武昌，那里距离毛主席的住所颇为邻近。毛主席同样是在28日抵达武昌的。在此之前，他刚刚对湖南进行了视察。6月29日，也就是抵达武汉的次日，毛主席便通知少奇同志，邀请他前往一艘泊于长江之上的游船上开会。会议结束后，主席提议愿意游泳的同志可以一同在长江畅游。他还特别叮嘱我一同参与。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游泳，是得益于1954年在北戴河期间向毛主席学习的经历，因此每当主席游泳时，他都会邀请我一同前往。
会议于船上圆满结束，主席随即便跃入水中畅游。鉴于少奇同志肩周炎发作，无法参与，我便自告奋勇地下了水。毛主席见状，亲切地鼓励我说：“下水游一游，让水流冲刷一番，便不再畏惧了。”一番畅游后，我便踏上岸去。更衣之际，因对当地部队安排的场地不甚熟悉，不慎踏空，导致脚踝扭伤。
6月30日夜晚，相关部门特地安排了毛主席及刘少奇同志共同乘坐一艘航船前往九江。船上设有两个大小不同的包舱，毛主席入住的是宽敞的那间，而我和少奇同志则住在较小的一室。
7月2日，庐山见证了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隆重启幕。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进行深入的总结与反思。
本次分组讨论分为六个大区进行。刘少奇同志被分配至中南小组。会议初期，气氛颇为轻松。日间进行会议讨论，夜晚则常举办舞会或文艺演出。鉴于多数同志是首次来到庐山，他们便在会议之余，纷纷游览观光。刘少奇同志曾在1927年大革命受挫后，于庐山休养。时隔三十余载，他对许多地方已感到陌生，因此也希望四处走走。某日，刘少奇提出欲登庐山顶，一睹长江与鄱阳湖的壮丽景色，我们便陪伴他一同前往。途中，我们遇到了从山上走下来的毛主席。主席远远看到我拄着拐杖，便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回应说并无大碍。之后，在多次场合中，我又多次与主席相遇，每次他都显得心情愉快。他还戏称此次会议为“神仙会”。庐山会议的前半段，情况确实相当积极。不仅气氛轻松，而且与会者都在总结经验，纠正在“左”的错误。
彭总的信激怒毛泽东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会议上予以印发。至此，与会众人方才得知彭总曾向主席致信。
当彭总的信抵达少奇同志手中，首当其冲的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同志们的目光。他们一致认为彭老总的信文采斐然，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并对彭总勇于提出宝贵意见表示赞赏。随之，会议议程转向对彭总信件的深入讨论。在讨论环节，少奇同志并未对彭总的信件直接表态，而是提出了“成绩需充分肯定，问题要透彻剖析”的观点，此言一出，便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广泛认同。
7月23日的清晨，会务组突然传达了紧急通知，宣布上午将举行一场全体大会，毛主席将发表讲话。此前，会议议程中并未包含这一安排，因此，少奇同志前一晚直至深夜才服用了安眠药得以入眠。听闻主席召集的会议，我立刻将他唤醒。由于安眠药的效果尚未完全消退，他迷蒙中便离开了。少奇同志开完会返回，我立刻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的不寻常氛围。随同少奇同志一同参加会议的秘书吴振英同志，一回来便显得异常紧张，他急切地说：“主席发火了！在会上，他对彭老总的来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讨论了许久，竟然毫无察觉。”
会议结束后，胡乔木同志与刘少奇同志一同来到我们的住所。乔木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初稿《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已基本成型，旨在纠正某些“左”倾思想。乔木同志告诉我，他也是昨晚服用了安眠药后，清晨被紧急召回参加会议，至今仍感到头晕目眩。于是，在我们住处的餐厅里，刘少奇、胡乔木和我三人共进午餐。用餐过程中，我听到了他们关于文件讨论的内容。乔木同志提出，鉴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的文件是否仍然适用？是否需要继续修订？刘少奇同志回应道，文件仍由你们继续撰写。
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得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还是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吧！”
应将反右倾的文件仅限于省一级范围发放，不宜进一步向下传达。同时，他主张制定一份旨在持续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并将其分发至县级以下单位。少奇同志叮嘱乔木将此提议转达给毛主席。然而，随着会议中批判彭总的气氛愈发紧张，乔木不敢将少奇的提议上报毛主席。
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经验时说到：如果当时上面反右，下面仍反“左”，情况要好多了。毛主席听说这事后批评胡乔木同志：“党的副主席都曾指示你完成这项工作，你理应照办，不完成是不妥当的。”
毛主席请我游泳。
大约在七月的二十余日，毛主席的贴身卫士拨通了刘振德秘书的电话，邀请我前往芦林水库一同游泳。我急忙搜寻出游泳装备。即将出门之际，我感到些许寒意，于是又找出一双丝袜穿上。少奇瞥了我一眼，轻声说道：“哦，原来你还穿了丝袜！”
芦林水库与毛主席所居的“美庐”相隔不远。毛主席常至此地畅游，有时还会邀请其他同志一同加入，边游边谈。听闻前一天，王任重同志便应约前来与主席共度泳池时光。我抵达芦林水库时，毛主席及几位同志正欢快地在水中嬉戏。我向主席致以问候，便随他们一同下水畅游。
在稍作休息之际，主席体贴地询问：“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如实回应：“少奇同志正遭受肩周炎的困扰，尚未痊愈。近期工作繁重，他显得有些疲惫，因此抵达此地后并未参与过多活动。”毛主席严肃地指示：“请你转告少奇同志，切勿过于紧张。会议结束后，请他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
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
7月29日，林彪亦抵达庐山。他的发言激昂慷慨，将彭德怀同志诬称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随后提议，召集那些原本留守北京的中央及军队干部一同赴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并形成决议。在此期间，毛主席多次邀请我一同游泳。某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通知我游泳事宜，恰逢我正游览含鄱口，徐业夫同志更是亲自驾车前来寻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她立即撂下我们走了。
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庐山会议转向原因：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发动政变了。”在庐山会议之前，苏联政府亦正式通知我国，停止供应用于制造原子弹的设备。结合彭总在会前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数国，受到热烈欢迎等种种情况，有人便推测他背后有着国际势力支持，认为他是出于“为民请命”的初衷。
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主席，同时也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不恰当的批评。尽管刘少奇同志认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提出问题，即便意见有误，也不应被视为错误，但他对彭德怀同志的行为持保留态度。当时中央，包括毛泽东主席，正致力于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德怀同志的做法似乎意在追究个人责任，这难道不是在制造党的分裂吗？刘少奇同志始终将党的团结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
在这段日子里，接连不断地召开会议，对彭老总进行批判，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会上发言各执一词，议论纷纷。有些人竟然对“大跃进”进行了全盘的肯定，甚至连其缺点都不愿提及。柯庆施等人甚至把是否设立农村公共食堂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会议上，毛主席通常并不参与。然而，刘少奇、周恩来等身为一线工作的领导者，不得不出席，甚至要亲自主持。有时会场混乱至极，以至于会议无法正常进行，甚至有人试图攻击彭老总，幸亏被刘少奇同志制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