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3年9月起至年末，毛泽东同志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分阶段地发表了六篇关于回应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文章。
审视苏共的回应，不难察觉，其真正激愤之源，在于1964年2月4日发布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第七评）。自该文问世以来，赫鲁晓夫的称呼已不再沿用“同志”这一尊称。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精髓在于敢于直面论战。真正的科学精神，从不回避争鸣；而那些对争鸣有所畏惧的，实难称得上是科学。”言辞间流露出满满的自信。
中共和苏共(还包括卷入其中的全世界几十个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战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个中是非曲直有待研究。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对于涉及意识形态论争的诸多议题，“时至今日，我们已有深刻的认识，那时的观点并非全然准确”。
诸多因素交织，苏共中央果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论战，却于1963年11月底向中共中央致信，恳请对方暂停争执。遗憾的是，这一恳求并未获得中共的积极响应。
罗马尼亚共产党，与苏共和中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意肩负起调解者的职责。1964年3月初，以毛雷尔为团长的罗共代表团——该代表团由罗共的第二、三、四把手及后来接替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成为罗共最高领导人的齐奥塞斯库组成——抵达北京，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交流。会谈从3日持续至9日，共计进行了6轮，但最终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在10日的会晤中，毛泽东与罗共代表团展开了深入交流。他强调，赫鲁晓夫对我方提出了不少指责，而苏共中央在二月份的全体会议上亦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为了结束这场公开的争论，他们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撤销该决议。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些人并非与生俱来就热衷于战争。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并非武装斗争，而是文化和笔尖上的较量，通过撰写文章，我们未曾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自1958年起，毛泽东对因“中苏共同舰队”问题与赫鲁晓夫产生争执的经过进行了详尽的回顾。他对罗共表示：“我国人民立场始终坚定不移，绝不动摇，寸土寸金，我们始终坚持坚决反击的策略。”紧接着，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他先前对苏联驻华大使所阐述的立场。
此类公开辩论无需过分紧张，因为第一条议题并不会夺走生命，第二条亦不会引发天崩地裂，第三条山间的草木依旧郁郁葱葱，第四条河中的鱼儿依旧悠然自得，第五条女性同志依旧能够顺利孕育后代……因此，我们坚信公开辩论应当持续进行，我们仍需不断答辩。预计这一过程可能还需十年之久，方能对所有的疑问作出全面回应，毕竟面前还有两千余篇论文亟待解答。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亲临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指导。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并加以文字增补的《论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第八评）。
即便“七评”在称呼赫鲁晓夫时并未直接点明，未以“同志”之称，其文章标题中仍保留着些许谨慎。然而，“八评”则加剧了这一趋势，将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紧密地编织成了一个专有名词。自此，在现代中共的论战文献中，现代修正主义的概念得以更加鲜明和清晰地确立。
恰在去年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发布了内部发行的外国学者所著的《赫鲁晓夫主义》。毛泽东同志随后亦接受了这一称谓，并将其定义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八评”的题目不禁让人想起列宁的杰作《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实则，“八评”正是将赫鲁晓夫与考茨基进行对照分析。
在这紧张气氛即将爆发之际，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却出人意料地发布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向赫鲁晓夫祝贺七十寿辰的电文。电文以“亲爱的同志”这一温馨的称呼开篇，郑重承诺：“一旦世界遭遇重大变故，中苏两党、两国以及我们的人民必将紧密团结，共同抵御外敌。”
经验证，此言出自毛泽东。
3月17日，正值审议《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同志在其寓所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中，他提出了两个讨论议题，其中之一便是倡议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出贺电，以祝贺其七十华诞。
他强调，电报的内容不应拘泥于简单的寒暄，而应深入触及实质性议题。鉴于赫鲁晓夫反华立场日趋尖锐，我们应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通过这样的策略，我们能够牢牢掌握主动，既能够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又能在关键时刻灵活应对，自如地进退。我们必须努力推动赫鲁晓夫发表公开声明，以确保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能够充分了解我们的立场。
吴冷西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有所出席，回忆道，十日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对于电贺赫氏寿辰一事，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赫氏当前正深陷于内外交困的困境之中，甚至可能面临宫廷政变的威胁。毛泽东认为，赫氏并非最恶劣之辈，还有人的品行比他更为恶劣，其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亦更为严重。因此，在向赫氏致以贺电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对他本人表达出一定的友好之意。
4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与邓小平、康生和吴冷西进行了会面，针对近期论战的相关安排展开了深入讨论。会晤一开始，便迅速聚焦于向赫鲁晓夫致送寿辰贺电的议题。
毛同志对北京拟定的电文表示拒绝，认为不宜过分深入探讨分歧与争议，转而应积极推动苏联发表声明。他明确指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加强团结才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强调，在电报中应传达“一旦有事，我党与贵党将共同奋进”的意愿。他进一步阐明，“一旦有事”特指对赫鲁晓夫先生不利的情况，而非其他情形，但在表述时必须委婉含蓄，不宜过于直露。这一层含义虽可心领神会，却不宜明言于文字。
“考虑到可能有人持更为‘右倾’的立场而掌权，我们此刻与赫氏建立联盟显得尤为必要。毕竟，我与赫氏的交往已跨越十年，对其性格和行事作风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应对相关事务时，我更加游刃有余。”
依照毛泽东的指示，电文内容得以重新起草。在4月14日，毛泽东亲自核准了贺电，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新增的“亲爱的同志”这一称呼，这一用语鲜明地折射出其个性特点。
至于“一旦有事”，在正式的电文发布中，读者往往难以将其内含理解为对赫氏个人的“援手”。或许这种深层次的意会，实难仅凭文字得以传达。然而，通过“一旦有事”这一表述，彰显团结的意图，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与贺电起草的吴冷西亦曾感叹，这无疑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之举。
祝寿电文是论战插曲。
1963年4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针对苏共3月7日所发函件而草拟的复函，并于其中加入了详尽的论述，对利弊得失进行了反复论证。他对于苏共急于促成两党会谈以及国际会议的召开表达了明确的批评态度。
7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函的回复时，增补了一段篇幅较长的论述。在此段文字中，他对苏共决定召开国际会议的举措提出了批评意见。然而，这段文字的风格与两个半月前相比，产生了显著差异。正如毛泽东所言，前者的文风体现了“诚挚之心，利弊尽现”，而此次的笔触则可称之为“嬉笑怒骂，皆成妙文”——吴冷西的评价。
邓小平在主持复信之初就指示起草人员“写得既要讲清道理，又要相当挖苦，说明赫鲁晓夫出尔反尔，前后矛盾”，毛也表示同意。但等到他审定时，大概觉得不够味，又有了下面这段文字：
既然你们已矢志不渝，举办会议便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否则，失信于人，岂不让人耻笑，遗留下千古骂名？这情景恰似骑在老虎背上，形势所逼，无法回头，自己设下的陷阱，最终只能自食恶果，难以逃脱一死之局。
若不采取行动，外界将批评你们听从了某些中国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提议，从而损害了你们的形象。而若贸然采取行动，则可能面临绝境，丧失所有转机。这恰恰是修正主义者在当前历史转折点所陷入的严重困境。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吗？我们坚信，一旦召开所谓的会议，那将是你们走向衰败的起点。
吴冷西在追忆往昔时提及，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国反修文章应集中火力直指赫鲁晓夫，对其他人物则可置之不理。他强调，必须对首要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批驳，而对于从犯则无需深究；正所谓“狼行虎道，狐狸何足挂齿”。至于国际会议，毛泽东提出我国应运用激将之策，迫使对手承担公开分裂的罪名，使其罪行暴露无遗，进而引发更多人的反对。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增写那些辛辣讽刺文字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深谋远虑。恰在前一日，他公开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一文，该文标题亦出自他手。
最初，“十评”尚处于策划与草拟的初始阶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宣布辞职，导致“九评”不得不成为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最终回应之作。
偶然的机缘巧合，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与赫氏卸任的消息，竟然在同一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并排呈现，这一罕见的景象激起了无数人的共鸣与沉思。于是，有人提笔赋诗，以“小丑谢幕笑中藏，礼炮轰鸣庆胜利”的词句，抒发了心中的喜悦与感慨。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两起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几乎同步发生，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的全球声望。
若吴冷西所忆及的毛泽东电贺赫氏七十寿辰之举，实出于“帮衬”之念，则可断定，彼时毛泽东的心境应是喜忧交织：喜的是“豺狼”已被驱逐，忧的是其继承者或许会更加残暴。
毛泽东果断决策，指定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迅速成立中国党政代表团，即刻启程赴莫斯科。此次访问，以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为良好契机，主要目标是与苏联共产党新任领导进行深入交流，并展开实地考察。
在11月7日的晚宴之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首先向周恩来同志，随后又向贺龙将军，透露了一则令人颇感意外的言论：正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阻碍了我国之间的交流。如今，我国已成功实现了对赫鲁晓夫的更替，贵国亦应考虑对毛泽东进行相应的调整。
周恩来与贺龙敏锐地洞察到事态的紧迫性，立即向中央汇报并寻求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政治局常委会迅速作出决定，责令党政代表团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强烈抗议。
在紧接着的两党高层交流中，新当选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方表达了歉意。然而，周恩来总理并未对此表示接受，他明确强调，这并非酒精作用下的随意之言，而是酒后所流露的真挚情感。遗憾的是，双方最终未能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导致会谈以不愉快的氛围结束。
11月14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返回首都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主席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在紧接着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苏共的新领导层实际上正在推行一种虽无赫鲁晓夫之名，却行赫鲁晓夫之实的主义。周总理紧接着称赞说，主席的总结既简洁又精确，易于理解。
11月21日，《人民日报》于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对《红旗》杂志社论的转载，社论标题为《赫鲁晓夫的倒台之路》。文章深入剖析了赫鲁晓夫在位11年期间所犯的12项重大错误，借此揭示了其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
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最为要害的便是他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社会历史演进规律，背离了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在剖析赫鲁晓夫失势的缘由时，除了社论中已阐述的数点，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未曾对外公开。这便是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提问时透露的见解。赫鲁晓夫的倒台，或许正因其未曾深陷于个人崇拜的泥沼之中。
毛对原因明察秋毫。
马利诺夫斯基酒后所揭示的那段历史片段，无疑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此之后，毛泽东果断作出“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策，这一举措无疑是其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晶。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下台事件的深刻反思与从中汲取的教训。
